露天电影是农村曾有的一道别样风景，六零后的我是看着电影长大的。少年时期，只要有电影，我们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兴奋不已，巴不得早点天黑；只要有电影，大家就奔走相告，影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夜幕降临时，乡亲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向放映场集结。
当年，我们通过电影编织青春的梦想，而今，我们回味与电影相关的岁月往事，抚摸过往的时光印迹。
电影相关的笑谈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跑十里八里的路程看电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我们村与红安只隔一条河，相互往来密切。红安人常过河来黄陂看电影，我们这边也有去红安看电影的。
那时，农村没通电，放电影靠发电（有汽油机发电、也有人力发电），并且黑白影片多，彩色影片少。去红安看过电影的人回来说红安落后，放电影用脚踩（人力发电）。对面的红安人似乎知道这种议论，有人过河来看过一场黑白电影后说：“我们那边脚踩的电影是彩色的”。此话成为多年的笑谈。
汽油发电也好，人力发电也罢，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红安之所以采用人力发电放电影，应该是他们更看重人力发电机轻便、易于搬运，毕竟那边山地多。红安是将军县，那个年代，在物资供应方面，黄陂可真的比不了。
电影编织的梦想
因为爱看电影，我曾有过当电影放映员的梦想。明知不可能，却总做这样的梦。放映员都有过硬的关系，根本不把观众放眼里。据说，生产队招待得好，他们就放好片子，若怠慢了他们，就莫想有好片子看。
我想，如果我是放映员，就总放好片子，让自己也有好片子看。我们眼里的好片子，当然是战斗片，印象最深的是《渡江侦察记》。听说这部电影好看，但就是不见放映。那一年，部队拉练驻扎在邻近塆子。在该塆“小鬼”们的要求下，部队为我们放映了这部影片。
这部电影，让我知道了影片还可以由两部机器交替工作不间断地放映。放映前，女战士教我们歌曲：“学大寨，要大干，泰山压顶腰不弯”。第二天，“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装模作样的电台呼叫就充斥于教室内外。
进入高中，我对电影的兴趣依然未减。高考前一天晚上，我还通过电视观看了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片《年轻的朋友》。男孩子都有从军梦，这部电影让我热血沸腾，产生了报考军校的强烈愿望。结果当晚一夜未眠，考试一团糟，上军校的愿望落空。
电影周围的夜幕
听大人讲，有部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电影非常好看，但就是不让放。我当时的感觉是——这定是人间极品，看过就人生无撼。有那么些年，电影放来放去就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几部“样板戏”，想看一部新影片好难。
今天，我们在这儿看了《红灯记》；过几天，跑老远，那儿放的还是《红灯记》；又一天晚上，说放新片，可去了依旧是《红灯记》。我着实不想看下去，我妹妹也想回家。我问同伴要不要回去，他们都说要坚持往下看。我一赌气，拉着妹妹就走。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从放映场回家有四、五里山路，要过一条河，还要经过一大片麦子地。麦子快成熟，里面不时传来“嗡”“嗡”的叫声。大人说，豺狗和鹌鹑都是这个叫声。
当时，我才十岁左右，妹妹也就四、五岁。如果出现危险，我还得保护她，但有她在身边，我竟然没觉害怕。在妹妹眼里，也许我就是大人，有我她就不怕。但我为什么不怕呢？一篇文章告诉我，人有伴随性。正是这种心理效应，让我突破了夜的黑幕。
电影之外的长辈
有一天，姑姑所在的村子放电影。我们走到邻近的山岗时，放映场里的喇叭已响了起来。我们像听到冲锋号一样往下冲。前面一伙伴突然停下，我躲避不及，一下子摔倒在水田里，滚了一身泥。
无奈之下，我去了姑姑家。姑姑烧水让我洗澡，拿衣服给我换上，并叫我去看电影，她却在家替我洗衣服、洗鞋子。此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时刻提醒我，姑姑健在时要不忘孝敬。
父亲对我一向严厉，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干预我对电影的痴迷，只淡淡地说过这么一句话，“要把心放在读书上，电影有你看的，以后上厕所都能看电影的。”我心想，这怎么可能？谁会去厕所放电影？
今天，我们有了智能手机，在哪看电影已随心所欲。父亲没能看到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但电视的普及让他感受到了文化生活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是：尽管社会发展不断推动着电影技术进步，但电影在我们心中的热度慢慢下降了。
田长剑，高级警官，中国法学会会员。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