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的早晨，凉风习习，正在滠水大堤散步的我，收到一篇赞颂黄陂泡桐泥塑的推文，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说来惭愧，身为一个地道黄陂人，竟然未见过鼎鼎大名的泡桐泥塑，我的两位战友也有同感。再说我已经三十八年不曾踏足这个传奇小镇，很想一睹她的芳容。于是我们相约泡桐一行，去看一看访一访黄陂泥塑的前世今生。
前日，伴着朝阳，我们登车前行。
泡桐，旧时称黄陂西乡，和孝感接壤。这里丘陵起伏，雄峰巍峙，是杜鹃花染红的地方，是革命老区，也是楚剧的发源地，更是泥塑之乡。
车到泡桐，已是上午九时，喧闹的集市已散，街道空旷，行人寥寥，商铺老板和摊贩或看电视，或注视路人，一派忙碌后的闲适。纵观小镇，老街已无老屋，整齐的店铺和民居组成纵横的街道坐落在翠绿的云雾山旁，眼前的柏油公路伸向远方，犹如一条纽带将城乡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位于老街大门楼南侧的“泥塑非遗传承人工作室”及传承人陈友芳。
工作室不大，仅一间门面。房内右侧靠墙是一排三层的展架，摆满了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泥塑展品，不乏获奖之作。紧挨展架的是作工作台用的一张条桌，对面墙上则是传承人陪同部、省、市领导观看自已泥塑作品的图片和题匾，房中后侧是一台金属壳体的电窑。整个房间布置紧凑，既可工作，又可接待来人。
资料介绍，陈友芳是黄陂泥塑市级非遗传承人，湖北省民间技术能手，武汉市民间工艺技能传承大师，“武汉好手艺”，黄陂区“木兰匠才”，文化部教育部人社部非遗研修班优秀学员……从事泥塑四十五年。
我们进门时，大师（我就称他为传承人吧）正全神贯注地伏案工作，灰白的头发下，宽阔的额头印证着岁月沧桑，清瘦的脸庞透着对艺术的严肃认真，虽然年过花甲，两眼依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已现雏形的泥坯，左手扶着工作盘，右手灵巧地雕塑着作品。
实在不忍心打扰传承人，呆立片刻，我们说明来意。虽然素不相识，更未事先预约，传承人还是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三句话不离本行，谈起黄陂泥塑，传承人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黄陂泥塑（主要是泡桐泥塑）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最先是农民在农闲时用泥巴做些菩萨、神像、蜡台之类的泥塑挑到集上卖，日久技精。最有名的是泡桐泥人王村的王煜父子，清道光年间被请到汉阳归元寺塑五百罗汉，距今二百六十多年的五百罗汉仍完好如初，历久犹新。
民国时期，泡桐五显庙泥塑艺人官志武还参加了武当山、木兰山、河南鸡公山、洛阳白马寺的神像雕塑。还有西乡农民马启贵在民国时期挑着二十多种泥塑品到汉口出售，受到当时报纸和市民的赞赏。因而，黄陂泥塑早就声名远扬。
解放后，黄陂泥塑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了1973年，县文化馆为了挖掘传统艺术，举办了培训班。1975年湖北美术学院搞开门办学，在李集、泡桐开办泥塑美术培训班，普及到了全县13个公社和中小学，培养骨干五百多人。很多大队还成立了泥塑工作室和陈列室，掀起一股“泥塑热”。
当时提倡艺术为政治服务，受四川用泥塑“收租院”搞阶级教育的启发，各公社将泥塑人员集中起来搞创作，其作品用担子挑着篮子提着，到田间地头搞巡回展出讲解，进行路线斗争、斗私批修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当时，省领导还亲自带人看展览、开现场会，各级报刊纷纷采访报道。湖北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前来拍片，在全省全国放映。省、地出版社还出书宣传，县里则召开专门的大会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
那时，泥塑艺人的创作热情高涨，白天在田里劳动，晚上挑灯创作，好作品层出不穷。《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经常以整版的篇幅刊登报道。
1977年，黄陂泥塑还到武汉展览馆、四川成都、中国美术馆展出，文化部负责人和首都艺术界名人还前来参观，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
1984年，为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黄陂泥塑又参加了全国展览，荣获铜奖和创造奖。可以说，那几年黄陂泥塑创造了辉煌，在全国为黄陂争了光，使黄陂成了名副其实的泥塑之乡。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时代不同了，为了发展泥塑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当时的泡桐公社于1980年成立了“泡桐泥塑工艺厂”，把泥塑作为产业进行开发生产。
我是1975年开始搞泥塑的，是当时第一批进厂的人员，见证了泥塑厂从弱到强由盛及衰的全过程。
泥塑是雕塑工艺，费时、效率低，不适合工厂式生产。于是我们用泥塑作母胎，在母胎上用聚氯乙烯做塑料模具，再用石膏浆往塑料模具里灌注成产品（这类似于膏塑，但要以泥塑为基础），这样就可以成批量生产了。当时的产品有维纳斯、名人头像、读书娃、动物储钱罐等。
为了打开市场增加销量，在市里牵头下，厂里又到无锡惠山泥人厂请来两位师傅教产品上色，搞彩绘产品。为进一步发展，厂里又到广交会争取外销订单，并增加了产品品种，随着订单的增长，生产形势一片大好，生产人员达到400多人。由于能赚取外汇，上级领导很高兴，经常来视察，外国友人也常来参观。
但好景不长，市场竞争激烈，厂里的生产工艺及用料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产品销售日衰，泥塑工艺厂终于在1996年倒闭。（讲到这里，传承人一声叹息。）
问：厂里倒闭后，那些泥塑骨干的去向是怎样的呢？
答：只有各奔前程自谋出路了，我们泥塑人员中，最先有四人考取了湖北美术学院，后来成了教授；有的人从厂里出来后另外办厂、开作坊，继续做塑料模具、石膏像，卖向全国；有的做蛋糕模具，赚了第一桶金，开了自己的公司；有的人则改了行，另谋出路。
问：这些年你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答：泥塑厂在倒闭前就开始裁人，我在1993年和几个泥塑人员到深圳、东莞的一些工艺厂、玩具厂打工，搞技术设计和工模雕塑工作，发挥自己一技之长，深得厂方信任。可这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终究不是久留之地。随着年龄增长，还是想让这门手艺落叶归根，于是在2009年回到泡桐老家，建立自己的工作室。
问：工作室这些年经营还好吗？
答：举步维艰，生存困难，但又舍不得丢下这门手艺，平时只能靠接些零活维持生存。
问：你这些作品的销路还好吗？
答：（传承人摇了摇头）工作室的位置在泡桐街上算是很好的临街门面，却是生意萧条，卖不出多少作品，就是在云雾山花期旅游旺季，每天在那里也只卖得出两三个。到我这里来的人有时进来看看，问问价钱就嫌贵了，还说，就那么一坨泥巴，怎么就要成百的钱呢？摆摆手就走了。
（接过话头，我说，每一件工艺品都是你用几十年的经验，满腔的心血做出来的，这样讲，价格就不算高了。）
答：是啊！可他们哪里理解这些。一件作品，从选题选料到雕塑到烧制成功，很费时间和精力，尤其是设计和雕塑，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需要大量的脑力和手工，这其中的辛苦，他们哪里晓得。
你看，我的作品没有同样的，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是孤品，具有收藏价值，一件塑像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一个经典，一种灵气，有的人哪能理解这些，欣赏这些。
（顺着他的目光，我注视着这些作品。其实，刚进门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些展品题材广泛，有反映农村生活的，有再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有刻画童趣的，有表现农村匠人的，还有与时俱进描写这次抗疫的……有组雕，有群雕，有独雕。里面的人物，或夸张，或写实，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特别是面部表情生动，喜怒哀乐，诙谐庄重，刻画得淋漓尽致，叫人过目难忘。而这些又都充满了乡土生活气息，它来源于生活，是传承人对生活的感悟和提炼，用料和表现手法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是一张独特的地方文化名片。只是，这张名片的色调有点单一。）
问：那你还想过其它的销售渠道吗？
答：我曾到过一些景点，大商场，甚至美术馆试销过，而且是以代销的方式，都收效甚微，并且，自己还要承担破损费。
问：如果你的作品象天津泥人张那样，搞成彩绘的，销售会不会会好些呢？
答：不一定，因为搞彩绘又要增加成本提高售价，那就更不好卖了。
问：如果改变工艺，像当年那样用模具生产，效率不就提高了吗？同时也不放弃泥塑。
答：这个我也想过，但这不是像我这样的工作室单打独斗就能搞下来的。
（也许，困境里有一丝曙光，需要有双手帮着推开这扇沉重的门。话题有点沉重，我想换个话题）。
问：经营方面不景气，其它方面有什么收获吗？
答：收获还是有的。虽说顾客少了，但有较多的时间潜心创作，技艺有进一步的提高，作品“僵狮子”“唱响中国”“木兰有礼”“观音手”“童趣”“二战老兵”等作品于2017年获得湖北省民间工艺技能银奖，湖北省长、文化部负责人和市领导以及湖北美院院长还前往参观并给予高度评价，有的作品还被北京国际博览会和湖北美院收藏。曾被聘为湖北美术学院非遗学院授课老师，东西湖泥塑协会艺术指导，云雾山泥塑厂首席雕塑设计师，现在还任泥人王村首席雕塑师……
问：原黄陂前川转盘处的标志性雕塑“木兰将军”是你们做的吗？
答：不是。
问：那以你或者黄陂泥塑匠人的技术，这个雕像和黄陂定远公园里的“九佬”“十八匠”铜像以及二程书院里的铜像，你们能做得出来吗？
答：做得出来。
问：那铸铜你们也能做出来吗？
答：铸铜我们可以找协作单位完成，而且对铸铜我们并不生疏，这个是没问题的。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人物设计和雕塑制模，这个我们拿得下来。如果当时区里把这几个项目交给我们来做，我们是可以胜任的。实话说，我们这些艺人，很想为家乡黄陂留下点东西。
问：那你还有什么遗憾吗？
答：遗憾当然有，但最大的是担心，我们担心黄陂泥塑后继无人。现在干我们这一行的，也没几个人了，年龄大都已六七十多岁，我们之所以坚持到现在，就是想把这个手艺传下去，可行业不景气，难养活人，年轻人不愿意干，断代了，令人忧心啦！
问：你没尝试培养个接班人吗？
答：不瞒你说，我还真培养了一个，是我的姑娘。可她学成后，觉得在国内无用武之地，于是远赴丹麦，到一个很有名气的乐高公司当设计师去了。
问：听说你们泡桐艺人可以当面给人塑像，是真的吗？
答：这个不假，也很难，但我可以做到。
问：时间不早了，我下次来的时候请你给我捏个像好吗？
答：可以，欢迎你再来！
采访完毕，心中五味杂陈。
之前，我虽然很多年没来过泡桐，但我一直很关注媒体对泡桐泥塑的报道，听到和看到的都是赞歌和喜歌，其实，辉煌早已过去，危机就在眼前。
由此及彼。黄陂是个非遗文明大区，光区级和市级非遗就有五十个，可这些好东西有的岌岌可危，有的还躺在政府的文件柜里，睡在档案袋里，政府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黄陂非遗的前景并不乐观。
应该说，人民群众对这些东西是很喜欢的，因为这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黄陂的文化底蕴，有些还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我想，有关部门应该继续给濒危非遗给予有效的帮助，最起码应该让这些非遗有自己的舞台。首先让它们在展厅里活起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感受到非遗的魅力，这对精神文明建设是很重要的。
不然，如此下去，有一天，我们就要为非遗唱挽歌了。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