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绿了小草，吹翠了柳条，吹开了山花，吹醉了孩子们的心。小时候，我们最喜欢春天，一到春天，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手脚完全停不下来。上完学，不是上山挖柴或到田埂、菜地打猪草，就是和小伙伴一起疯玩，有时闲得无聊就到处找野果子吃，或者干脆爬到树上摘果子。
那个时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似乎只有桃、梨、苹果、香蕉、桔子之类才算得上水果，因为这些是在走亲访友或者看望病人的时候赠送的奢侈品，平常根本都看不到，更别说吃了。可当时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闲钱种果树呢？所以我们摘得最多的，实际上是今天公认营养丰富而当时一般人都不拿它当水果的桑椹。
当蚕宝宝把桑叶吃到肚子里且吃得鼓鼓的时候，当新打出的面粉用桑叶打底做成香喷喷的馒头的时候，在大人们看来桑树的使命就基本结束了，而此时桑树却成了小朋友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要不了多久，桑椹成熟，桑树就成了我们的快乐大本营。
当桑椹由绿而黄、由黄而红，慢慢变大的时候，我们到桑树下拜访的频率就越来越高了。下午放学或者周末无事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到树下去仰望，看看桑椹是否在变紫，一旦变紫且颜色越来越深，就意味着它成熟可以吃了。农村房前屋后、荆棘丛中到处都是桑树，所以果子多又方便摘的桑树就成了小伙伴们的首选，这些树摘完后，我们就开始爬上高一些的树摘果子。
爬树是男孩子的拿手好戏，对部分女孩来说也不在话下。一手拿着大人喝水用的缸子，一手抱着树，两条腿不停地使劲往上蹬，手不住地往上移，不一会的工夫，人就已经爬到树上。找一个合适的树杈坐下，先把手边最大最紫、紫得发乌的桑椹摘几颗送到嘴里，美美地享受一番。
等到肚子吃饱，嘴唇吃得发乌了，再开始摘周边的，直到把缸子装满，然后轻松地从树上滑下来，缸子里的桑椹自然完好无损。有时候小伙伴们相约爬同一棵桑树，于是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就派上用场了。爬树的顺序一旦确定，大家就都按规矩一个个往上爬。先上的往往选择最有利的枝丫，然后大家各据一方，一起有说有笑地开始摘。
你塞一个到我嘴里，我塞一个到她嘴里，大家一边摘一边吃，然后比谁摘的多、谁摘的大、谁摘的最甜、谁的嘴巴最乌，嘻嘻哈哈好不快乐！这时候，那些年龄太小或者胆子太小的孩子就在树下着急了，我们就在树上故意撩他们：叫大哥哥大姐姐，天大的哥哥姐姐，我们就给你们吃！他们自然照办，并央求我们：最大最好的哥哥姐姐，扔几个给我们吧，求求你们了！
我们在树上一边哈哈大笑，一边随手往下扔，他们则像娶媳妇时抢喜糖一样，蹦得老高去接，有时候一不小心两个脑袋会猛地亲密接触，被撞疼的会嗷嗷直叫。那些年龄太小身材太矮的孩子完全没有伸手的机会，有的急得直跺脚，有的甚至坐在地上哇啦哇啦地哭起来。
我们在树上就开始权威发话：你们几个大一点不许再抢，现在专门让小的接，否则以后什么都没你们的份，到哪都不带你们玩！话音一落，大孩子乖乖让到一边，小孩子终于有机会，很快就破涕为笑，接到桑椹就美滋滋地吃起来。一会儿，大一点的孩子又耐不住寂寞开始喊：我们让了半天，也该轮到我们了！树下喊的喊，叫的叫，吵的吵，笑的笑，空前热闹！
树上的桑椹全都摘完后，我们还恋恋不舍，时不时会相约去爬树，看谁爬得快，看谁爬得高，看谁敢在树杈上像孙悟空一样倒挂金钩，看谁敢从很高的地方直接往下跳……
记忆中，湾子里真正算得上是果树的其实还真有两棵，一棵是桃树，一棵是枣树。桃树是杨伯伯家的，种在院子里，每年栀子花开的时候，栀子花的清香飘出院子诱惑我们往里窥探，一看不打紧，微红的桃子缀满枝头，虽没想过伸手去摘，但口水还是下意识地咽下。
杨伯伯非常和蔼，经常拿着拐棍坐在木制靠椅上，旁边躺着一只大狗，每次看到我们在院子外面张望，她都笑眯眯地说：丫头，进来吧，狗不咬人！摘几朵花，摘几个桃，没事，我跟你妈妈关系好着呢！这个我知道，每年端午的时候，她都要送我家一手帕栀子花，一筲箕桃。可因为我当时年龄小，胆子小，根本不敢进院子，何况一起还有很多小伙伴呢，所以我们只是经常偷偷去看。
有一回我在院墙外偷看时被发现，她又邀请我进去摘花摘桃，几个小伙伴使劲把我推了进去，杨伯伯说：花挑花苞摘，回去放水里养着慢慢就开了，可以多香几天；桃就挑大的摘，大的甜，多摘几个。我摘了一把花，然后去摘桃，看看这个大，再看下一个更大，不知道摘哪个好。转了一圈，手里一个桃也没有。杨伯伯看着我笑起来：真是个傻丫头！然后顺手摘了几个塞在我手里。
至于枣子，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枣树不长在院子里。
鲁迅先生说他的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我家后门也有一棵枣树，一棵笔直而又瘦高的枣树，奇怪的是树的下半身1米多高都不长叶子，遗憾的是它是伯伯家而不是我家的。我们两家和奶奶（那个时候我们都叫大大）一起住在一栋类似四合院的房子里，伯伯是奶奶的大儿子，他们一家7口住在靠后门的位置。枣树是他家种的还是野生的无从考证，但离他住的位置最近，大家也无异议。
春末夏初，当桃树开完花毛桃冒出来的时候，枣树也慢慢开花了，那五角星似的淡黄小花密密麻麻没有香味，远看一点都不起眼，但也有点“枣花如小米，也学牡丹开”的味道，因为在我们心里，那就是希望，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打枣子了。一边开着花，一边小米粒大的枣子慢慢冒出来，我们每天放学后必到树下去看一看，看长了多少颗枣子，还有多少仍在开花。
时间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枣子慢慢长大了，我们就仰着头在树下数哪个枝丫上的多，哪颗枣最大。大家围着整棵树，瞪大眼睛，踮着脚尖，把自己认为最大的指出来，然后一起评论确认，那架势，似乎谁发现就属于谁一样。头仰酸了，脚尖踮麻了，眼睛瞪疼了，却常常为确认谁发现的最大而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候甚至弄得不欢而散。可是第二天，我们又高高兴兴地准时出现在枣树下重复前一天的故事。
枣子有指头大了，由青绿而微黄进而全黄，有的甚至带点红晕，我们知道，枣子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可树那么高，摘肯定是摘不到的，拿篙子打吧，又怕惊动了主人，那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回家必须挨骂，于是我们选择就地取材，在地上临时捡些瓦片或小石头钉，钉中的概率极小，不是高了就是低了或者偏离目标太远。
经常是一不留神，瓦片或小石头扔到房顶上，在黑布瓦上滚得噼里啪啦响，奶奶就拄着拐杖生气地出来了：娃儿们，你们不做点好事，害死人！把我的屋搞漏了，下雨么样办呢？要你们的爹来修！回去看你们的爹打不打你们！没等她老人家发泄完，我们早已作鸟兽散，躲到草垛后或隔壁家去了。
有一天，下午放学很早，我们又在枣树下聚集了。一个小伙伴发现了一颗又大又有点红的枣子，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浓密的树叶中找到，要不是太阳的照射，一般情况根本看不见。被浓密树叶掩藏着的枣子，想用小石头或小瓦片去钉肯定行不通，可它好不容易找到的而且又大，谁都不想放弃，趁着大人还没放工，于是大家准备铤而走险，派人回家拿篙子。
篙子拿来了，推举大伙中身高稍高的小伙伴执篙，可他东一下西一下，也没敲中，没拿篙子的人在旁边着急得不行，于是换人，可依然不行，因为大家实在太小了（大的也不到10岁），最高的也不足篙子的一半长，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想就是和手配合不协调，明明照着枣子使劲打，可枣子就是安然无恙。
没有办法，我去把小哥找来，小哥比我们大一点，力气肯定大能打下枣来。小哥确实比我们有经验，篙子一交到他手上，他就先把枣子周围的叶子先打掉，这样枣子就很突出地摆在我们眼前，然后一篙子下去，枣子已不在树上，于是大家一边欢笑一边低头在地上找。
正当大家沉浸于翻动密密匝匝的树叶找枣子的时候，突然，大伯一声怒喝：哪个好吃的王八羔子，枣子还没熟就在敲？把我的枣树敲死了，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说时迟，那时快，大伙撒腿就跑！看着满地的树叶和扔在地上的篙子，大伯无奈地摇了摇头，他不是舍不得那几棵枣子，他是不忍心看到枣树受到伤害，可那个时候我们太小，哪里懂得这个，一直以为他小气，每年这个时候就都会偷偷去打。
说起来也奇怪，我每年都跟大家一起去打，每次都享受了打的过程，可似乎从来没吃过，至今都不知道那枣是什么滋味，听姐姐说枣子很甜，大伯给她吃过。当然是自己不记得还是真没吃过，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打枣子这件事永远记忆犹新！
每当桑椹、桃子、枣子开花或者成熟的时候，每当在水果店看到这些水果的时候，每当在农村看到房前屋后都种满果树，尤其是冬天大雪纷飞红艳艳的柿子还高挂枝头的时候，儿时摘果子的情形就条件反射地浮现在眼前，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翘。
孙斌华，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六十年代出生于黄陂一个普通的乡村，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常常梦回故乡，忘不了故乡的山山水水，忘不了故乡的父老乡亲，不时写点文字抒发自己的思乡之情。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