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他乡数载，每每买菜，总会把第一选择放在街头的农户摊位上。摊主多为留守老人，子女远赴异乡，他们以地为伴，在刨了一辈子的土地上，依旧种粮种菜。自食之外的闲余，老人用背篓背进城，随便找一处人流较大的路边，不吆喝也不招揽，只悠闲地抽着自己种的叶子烟，偶尔瞟一眼匆匆过往的路客。
今又遇卖菜老汉，他隔三差五就会坐在那个固定的拐角处，背篓立放，身前一字排开地摆着一些出土不久的时令蔬菜。挑选之余，突然发现背篓底部卧着几个鸭蛋，浅蓝浅蓝的，很是光净。诧异于今天怎么有鸭蛋，平日可从没见过。老人说，中秋了，这是自家的鸭蛋，自己腌的。
哦，原来又是一年中秋节。日子过得忙碌，竟然忘记了时间。看着老人背篓中的那几个咸鸭蛋，突然就想起故乡，想起母亲，想起母亲在中秋节前腌的咸蛋黄。
故乡的中秋，与平日没什么区别，那个时代的乡下农村，除了春节，几乎没有人会在其它的节日餐桌上有所改变，毕竟，能吃饱就已经不错了。依旧跟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该吃啥吃啥，依旧保持着农村、农人的基本模样。当然，大环境如此，小细节还是有一点改变的。
中秋月饼偶然有之。经济困乏的年代，农人绝对不会买月饼吃，但若宗族里有即将出阁的姑娘，男方会在中秋节这天，向女方送节礼，这是故乡的习俗。节礼很朴素、简单，女方的至亲家庭，都会得到一份月饼--乡下纯手工打造的月饼，外皮裹满芝麻，内里无非就是几颗冰糖。
月饼虽好，却不是年年有，每年中秋，我们能固定吃上的，是母亲亲手腌制的咸鸡蛋。是的，是咸鸡蛋，而不是咸鸭蛋，毕竟，鸡蛋是自己家里的鸡下的。那时，普通家庭基本不会养鸭，要想吃鸭蛋，只能花钱买，物资匮乏且经济拮据的农家，哪舍得呢。
母亲养了很多鸡，也会在每年孵一窝或两窝小鸡，家里的鸡蛋常常装满一抽屉，除了偶尔的打牙祭，那些鸡蛋大部分用来卖钱以补贴家用。但每年的中秋节，咸蛋是少不了的。中秋节前，母亲会精心挑选四五十个鸡蛋，她一个个认真地选，都是最大的。
挑选出的鸡蛋，母亲一个个清洗干净，犹如给孩子洗澡般，一点儿都不马虎。鸡蛋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原材料红土的准备。母亲背上小钉耙，提上竹篮，去往她每年的取土之地。那是一处小土丘旁，土质细腻，颜色深红，基本没有什么石子等颗粒。
母亲一耙一耙地挖着，一捧一捧地将红土转到篮子里，直到她认为已经足够。回家后，母亲将红土倒在门口空旷地，又转身回屋拿来箩筛，她要将红土中的硬颗粒筛出来。箩筛在母亲手中回旋，细小的红色粉尘从筛孔钻出，纷纷扬扬。重复多次，所有红土终于变成一堆红色粉末。
早就清洗干净的小陶缸，被母亲搬了出来。红土装入缸内，再注入适量的清水和盐，母亲单手伸入缸中，轻轻搅和，让土、盐、水混合均匀。所有准备工作完毕，母亲将鸡蛋拿了过来，一个个轻轻地放入泥浆中。腌蛋程序基本完工，剩下的，就交给时间，让时间去酝酿。
等待总是漫长，尤其是等美食。那时年幼，总熬不过咸鸡蛋的诱惑，总会经常性地问一下母亲，咸鸡蛋腌好了没有。可是，答案总是令人失望。就在我们几乎要忘却咸鸡蛋的存在时，中秋节到了，美味，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眼前。
农村乡下，用的是土锅大灶，米、水早已下锅，母亲从缸里捞出几个咸鸡蛋，一一清洗干净，轻轻地放入锅中。生火做饭。不一会儿，不咕嘟咕嘟地开了，隔着锅盖，我还能听见鸡蛋的碰撞，那是一种召唤，更是一种诱惑。
苦苦地等待后，锅内的米粒终于煮到半熟，这也意味着，咸鸡蛋熟了。母亲把筲箕摞在盆上，又拿来水瓢，将锅内半熟的米饭混合着米汤舀进筲箕，一个个滚圆的咸鸡蛋，顺势落在筲箕边沿。米香萦绕，蛋香氤氲，布满整个灶房，与灶前的浅淡烟火味相互渗透，别有风味。
咸鸡蛋是用来装盘上桌当菜的，可不是随时就能吃的。但每每此时，母亲总会拿出一个，在凉水中静置一会儿后，递到我面前。美味，来不及等待，我拿着蛋随手往墙上一磕，再顺着裂纹，克服万般阻碍，剥去蛋壳。凝固的羊脂白玉，轻咬一口，咸香满嘴。但这还不是我的最爱。
最爱的，当然是那颗红得流油的蛋黄。此时的蛋黄，肉眼已能明显看出颗粒感，层次分明，浅浅地咬一下，嘴巴里立马就是沙沙的、且干且湿的立体质感，再加上“油”的滋润，以及香的弥漫，嘴巴里更是香气馥郁，舌齿相忘。那味道，在当时绝对无可替代。
母亲腌制的那一缸咸鸡蛋，在此后一段时间，就会不定期地出现在饭桌上。有时，一个蛋被切成两半，有时，被分成四瓣，但不管分成多少，饭桌上的父母总是浅尝辄止，只吃那么少少的一点，把更多的，留给了我们。天下父母，皆如此吧。
一缸咸鸡蛋，终有吃完的时候。于是，味蕾又有了期盼，总想时间快点儿走，尽早赶到下一个中秋节。
成年后，随着异地求学的开始，与故乡不再时时亲近，再后来，他乡工作、安家，与故乡的距离，好像渐行渐远，而每年中秋，母亲腌制的咸鸡蛋，就再也没吃过。又至中秋，望着老人背篓里的咸鸭蛋，果断捡了两个——煮咸蛋吃，油油的蛋黄里，或许会有故乡的模样。
传说中的掌柜，幸运搭上70年代末班车，游乡串野，行涉山林。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