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徐不老，四十多岁，是我的老同学。
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同班，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老徐的父亲有泥瓦匠手艺，加之头脑灵活，人也肯“扳”（黄陂方言，拼搏、创造之意），光景过得不错，家里盖了二层小洋楼，算是村里的冒尖户。
由于同乡，且性情相投，在学校我们关系很好。学习时一起，每两周放假一次，就相伴回家，我们轻松地骑着自行车，野外风景迷人，一路畅谈，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味道。
短暂的高中结束了，老徐毕业回乡，没有继承他父亲的泥瓦匠手艺，而是到镇上一家工厂打工。那时我们这个小镇工厂不多，而他进的那个厂名气很大，据说其老板起初在云南、泰国赚了第一桶金，然后开工厂，事业越做越大，成了本市颇有名气的民营企业家，曾多次赞助本市体育赛事，可谓政商名人。因此，能进这家工厂打工颇令人羡慕，当然没有关系也是不容易进的。
工厂实行三班倒，工作不算特别辛苦，工资在那时不算低，一般人也没有多少挣钱的门路，且工作还较体面。几年后老徐结婚生子，并在家里资助下在镇上买了一套小单元房，小日子呈现蒸蒸日上的势头。
老徐在那家工厂一干就是十几年，我想，依照他的性格，若不是发生以后的变化，或许他会在那里干一辈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与我的交流中，老徐对工厂的抱怨渐渐多起来，主要是工作多年，工资不见涨，而且社会上打工的门路越来越多，当初工厂的鼎鼎大名也日渐失去往昔光彩。
他开始流露出辞工不干、另找门路的念头。但说归说，工作他仍继续干着，直到后来发生了工厂不愿为工人买社保的事，彻底断了老徐的念想。用他的话说，一方面是待遇太低，赚不到钱；另一方面老板太黑，看不到希望，不如出来闯一闯。
从干了十几年的工厂出来，我不知道他内心深处是否有些许留恋，但很快他就投入到新的打工生活。这是附近一个镇的工厂，工资比原来高了不少，但工作强度也大了不少，流水线上更加紧张，工作环境更加恶劣，三班倒依然照旧。由于离家远了，无论寒冬还是盛夏、黎明还是深夜，他每天都要骑电动车上下班。虽然辛苦，但为着钱看。
这样一干又是好几年。没想到，去年春上的一场车祸，让他丢了这份工作。那天下班时，他骑电动车往家赶，在公路拐弯处与一辆面包车相撞。老徐受伤不轻，撞断几根骨头，送到医院做了手术，又回家休养几个月。
巧的是撞他的车没有买保险，自然没有保险公司赔付，而肇事司机付了几万元的住院医药费后，就称没钱了，不愿赔偿（后来得知司机家里住的还是平房，室内陈设也很简陋，也确实像是经济条件不好的样子）。老徐家里多次沟通无效，对方不理不问，只好请律师打官司。
经过一番周折，法院判了赔偿，可什么时候执行，如何执行，就没有下文了。也难怪，这么区区几万元的一个民事案子，有谁会把它放在眼里，真正重视起来呢？我劝老徐想开点，可他心里似乎憋了气，说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对方坐牢付出代价。
确实，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事，明知不公道不合理，就是找不到解决之法，一些人只好求助于法律主持公正，可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是咽下这口不平气还是较真到底，很难说哪种选择更为明智。
老徐遭遇车祸，连手术住院到在家休养，一晃快半年了，官司仍然没有起色，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本想回厂上班，可厂里借口活不多不需人婉拒，其实老徐心里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他通过劳动仲裁让厂里赔偿了一笔工伤费，因此把老板得罪了。
在家里呆得久了，自然不是个办法，他就每天看网上的招聘信息，一家一家赶去应聘。后来找到一家工厂，离本地车程两三个小时，每两周休息一天。由于是国企，管理不算很严，干活相对轻松，但工资水平偏低，还要扣社保。老徐的本意是宁可工资再提一点，交不交社保无所谓。
可人家回答说他们是正规单位，按规定社保必须交，工资则一分钱也加不了。那就只好交社保了。由于工资太低，那个工厂大多是国企退休返聘的老工人，他们本来还有一份退休费，即使工资低点也能接受。而其他打工者则流动性很大，几乎没有能干久的，因为拿到手的工资只够自己吃喝，没法养家糊口。
勉强做到年底，老徐也辞了工，当然交社保的钱也取不出来，将来或许为政府做了贡献。老徐辞工后，一方面到医院做手术取下体内固定骨骼的钢板，一方面关注更好的工作机会。好几次看到合适的招工信息，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一听老徐四十多岁，就说年纪大了，他们只招年轻的。
老徐觉着不痛快，心想，我才四十多就嫌老，那些王八蛋也够挑剔的。七找八找，不久前总算找到一家工厂，人家也一口答应聘用。这个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一个小镇附近，他去找了两次才找到。工作终于有着落，老徐悬着的心也暂时可以稍安了。
他和我谈工厂的事，说那里的伙食每餐才三块五，想来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也不要紧，如果实在营养吃不消，可以每个星期到镇上搞一罐子汤喝，打打牙祭。他设想今后在那里的打工生活，如果家里没事，就一心一意住在那里干活，尽力多挣点钱。
不过老徐也做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打算，他说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卷铺盖回来再找门路，相信有一双手还找不到饭吃？老徐无可奈何地自嘲——别人都是越打工离家越近，我是恰恰相反，越打工离家越远。对于四十多岁、并不算老的老徐来说，打工生涯的路也许还很长。
老徐的儿子去年考上大学，每个月生活费一千，加上学杂费，估计四年下来要花十二万，不拼命挣钱还真是不行。老徐说，儿子所在学校搞勤工俭学，叫儿子参加，可儿子只干了几天，就称受不了剥削，不干了。他哪里知道，他的老子想要人剥削，别人还不肯剥削。
我们同时苦笑，跟现在的年轻人还真的有代沟，也许我们真的老了。老徐曾说，他希望尽最大能力，将来为儿子在镇上买一套商品房，算是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而他自己的唯一的愿望，则是将来走得动的时候，到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走一遭，看一看不同的山川风情。这也许不算是一个奢侈的梦。
老徐那当年精神矍铄的父亲如今也是老病缠身，和老伴两人留守在原来的村子里。村里早已没有人种田，都栽了树，盼着有朝一日征地拆迁卖钱。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农民来说，征地拆迁或许真的是一次改变眼前穷困现状的机会，又哪里容许人们有更长远的考虑？
老徐说，父亲一辈子的心愿是到北京看毛主席，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实现，前几年还听父亲唠叨，最近几年身体不好了，也没听他再提起。
我只能安慰老徐，人不能一辈子只为儿孙活，也要为自己活一把，尽管我自己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愿老徐——我的老同学——的唯一心愿能够实现。
滠水农夫，黄陂人，70后，出身滠水边农家，在武汉工作，热爱家乡、热爱黄陂，喜好黄陂人文掌故，愿结交家乡志趣贤达之士。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