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印象黄陂”陈茂华的文章《苦乐年华——忆在塔耳中学的生活》，勾起了我深沉的回忆。
当年在武湖职高的三年求学生涯，是我人生大悲大喜的转折点，虽然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但那斑驳的渡船、泥泞的堤岸、悠长的林荫道、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仍然像一幕幕电影镜头时时回闪在记忆深处。
到武湖读书前，我基本处于懵懂状态。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乡里伢，完全放养长大，学习上也是顺其自然，虽然在村人眼中我属于读书比较好的伢，然而成绩也只是中等偏上，初中毕业自然没有考上普通高中，只能读职高。当时武湖和横店两所职高都发来通知，家里考虑到我的两个姨妈在武湖居住，可以得到她们的照顾，便选择到武湖上学。
武湖与滠口仅一河之隔，但在80年代却比滠口偏远封闭得多，用土话讲叫“鬼不生蛋的地方”。那时两地间没有公路，几十里的路唯有靠脚走或者骑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刚刚在农村普及，谁家有辆崭新的自行车是很拉风的事，但我家却没钱买。好在武湖的大姨妈看我读书不便，将家里的旧自行车相送，这是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伴随我度过了三年高中时光。
武湖职高坐落在武湖农场滨江分场紧靠江边的一片杉树林中，学校正门对着长江大堤，翻过大堤，是一片宽阔的江滩，那时江滩上还有零星的村庄、人家。
学校四周，一棵棵笔挺整齐的水杉静静伫立，掩映着几排房舍，林中偶尔传来几声布谷鸟清脆的鸣声，显得格外宁静、清幽，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这片杉树林也便成了同学们朝读、散步的好去处，留下了我们年轻、青涩而激昂的身影。
身在这样的环境无疑是一种宁静优美的享受，然而学习生活却非常艰苦。学校远离武湖农场正街，附近也没有集镇，我们感叹在这里即便有钱想买东西都难，但实际上，我们这些来自农家的伢，兜里又会有多少钱。
学校每半个月放假一次，返校时就要带足下半个月的米和菜。家里带来的米放在床下，由于环境潮湿很容易发霉，用铁盒蒸出来的米饭常常能闻到一股浓浓霉味，更兼学校厨房用的是一种劣质烟煤，烟气浸入饭里，吃一口，喉咙辣生生的痛。由于实在难以下咽，经常就只好饿肚子，以致后来终于得了一场胃病，拉了整整一大盘血水，到汉口住院才治好。
而菜，只能带两餐的新鲜蔬菜，其它就是几大罐咸菜，作为半个月的主要菜食。我从家里带的主要是自家腌制的萝卜、白菜之类，而其他同学带得比较多的是臭豆腐。不得不佩服咱们黄陂人特别会做臭豆腐，同学们各自家里带来的臭豆腐可谓琳琅满目、风味各异，硬的、软的、香的、臭的、咸的、辣的……我都一一尝了个遍。
学校偶尔也出售现炒蔬菜，但完全是水煮盐拌，看不到一点油星，说不定还会从菜里吃出卫生纸来，然而对于咸菜吃腻了的我们，有这一口新鲜菜吃就不错了。好在我比其他同学要幸运一些，因为两个姨妈住在街上，我时不时可以去她们家打打牙祭。两个姨妈对我非常好，很心疼我，每次去就炒菜为我加餐，临走还带一大盒新鲜蔬菜。
学校不供应热水，晚上洗澡洗脚都是冷水。记得冬天的时候，在教室学习到深夜，脚冻木了，回到寝室打一盆冷水，把脚放进水里竟不觉得刺骨，反倒有一种温热的感觉。有时学校还停水，要洗米、洗脸就只能拿着脸盆翻过大堤走到江边打水。好在我们这些同学本身就是农村孩子，自小吃苦惯了，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也没特别在意。
相比物质生活的艰苦，在学校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充实的。读高中以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课本以外的其它书籍，真正单纯朴实而又孤陋寡闻，而到了职高，发现很多同学懂得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兴趣爱好也不少。可以说高中的学习生活才真正为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让我领略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风景。
受同学的影响，那时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有一段时间专门用一个小本子抄满了唐诗宋词，成天对着背诵，那个劲头简直比学习课本还足。对课外书也格外感兴趣，只要能得到就如获至宝，捧在手里一睹为快。有时找同学借，还有一位殷老师住在学校，家里有些藏书，我也时常找他借来看。
印象最深的是到五通口街李又纯图书馆借书，那时不知从哪里得知五通口街上有一家图书馆，我们几个同学兴冲冲前往。这是一家私人图书馆，一座二层楼的私房，主人李又纯是原籍王家河的武湖农场农工，一个面容清瘦的老头，开始看到我们似乎有些警惕，可能以为我们是街上闹事的小青年，得知我们是职高学生，专门为读书慕名而来，态度就和蔼多了，领我们上楼参观他的图书馆，还为我们办了借书证。
在李又纯图书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欣喜若狂，觉得真是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后来就经常来借书看，直到高中毕业离开武湖。事后得知，这家图书馆创办于1978年，藏书大部分是黄陂王家河籍老将军童陆生捐赠，关于李又纯与童老将军自然又是一段需要另说的佳话。据说，李又纯老人家去世后，他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维持着这家民间图书馆，我们真应该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民间文化传播者致意！
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商量成立一个文学社，我提议叫“共进社”，取“共同进步”之意，获得大家一致赞同。那时我们还商议定期开展活动，交流作品和进行一些大家感兴趣的文艺活动。期间我们还去拜访了一位本地青年作者，这位作者介绍了他到各地参加笔会的情况，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史记》，回来后自己也买了一本，这本书至今仍然在我的书柜里。
那时的我们青春年少，生机勃勃，富有想象，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职高与普高不一样，原则是以技术培训为主，两年学习期满，绝大部分同学就得哪里来回哪里去，只有个别同学，可以得到学校分配的名额参加对口大学的招生考试。
因而对于读职高的我们来说，前途一眼可以看穿，也可以说看不到前途，就是在这种对未来失望而又渴望的焦虑压抑状态下，我们的青春活力似乎无处发泄。记得有天晚饭后我们全班同学自发组织了一次夜游，长长的队伍在江堤上游荡，对着黑暗空旷的天空，有的大声呼喊，有的放声歌唱，有的仰天流泪，有的窃窃私语……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随着同学们陆续离校，文学社的梦想灰飞烟灭。我也面临人生重大抉择。按学校规定，职高两年就可毕业，如果想争取名额参加对口大学的招考，可以与下届同学一起再读一年。但每年报考大学的名额极少，能不能争取到谁也说不准。虽然学校出于升学率的考虑，一般会把参考名额分配给成绩排前的学生，但其中有什么机关谁又说得清楚。极有可能的结果是白白多读一年，却无法获得高考名额。
因而，在高二毕业的整个暑期，我心里一直矛盾，纠结不定。其间孝感的大舅为我找了一个临时工做，糟糕的是我对气油过敏，没做几天浑身长满鸡皮疙瘩，又痒又疼，大舅只得坐火车把我送回来。
期间，我收到了X的来信，信中非常关切我，鼓励我继续学习不要放弃。那些鼓励，及时给了我迷茫生活中一丝亮色和温馨，也帮我树立了信心。父亲看我整天闷闷不乐的样子，就说，你要是还想读就去读吧。就这样，下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又回到了学校。此时已是物是人非，原来的大部分同学都不在，只有少数几个和我一样留下继续坚持的同学，以及上届没有考取的两个复读生。
因为是冲着高考来的，这一年的学习完全是实打实，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浪漫想法。之后我终于争取到了当年的参考名额，临近高考，我们这些参考学生被单独组织小班，由老师特别辅导，全力以赴备考。那时阳光格外灿烂，教室里静得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突然一阵咚咚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原来是和我们一起备考的W踮着高跟鞋走进教室，这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孩，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般动听，像一阵清风，又像一幅纯净秀丽的风景。
关于高考这段经历的大悲大喜，我曾在拙作《回想那些梦魇般的日子》中另有记述。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职高这段学习生活，不仅开启了我的人生之路，使我从懵懂走向成熟，第一次认识了社会本来面目，经受了生活的摔打，而且，在这里我结识了几位终生益友，以后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兄弟般的情谊经受住了岁月无情的洗涤。
还有教我们的老师，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栩栩如生。教数学的杨老师，个子不高，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讲课简明扼要，极有条理，板书整整齐齐，如同他的人一样规整。课余经常和我们聊天，还教我们练了一套五步拳，据说后来当了一所中学的校长。
教物理的彭老师，高大英俊，一头浓密的乌发有型有款，据说还是名校毕业，但他费劲讲课我们却经常听不懂，属于那种肚里有货却倒不出来的类型。还有教生物的小殷老师，身材瘦小，讲话细声细气，有点娘娘腔，但待同学极诚恳，没有架子，那时我还向他借过书看。教语文的老殷老师胡子拉碴，总是腆着大肚皮，趿着一双拖鞋走路，表面做出一副很威严的样子，但我们都不怕他，有时还捉弄他。
我们真正怕的是孙老师，孙老师教化学，又是班主任，他脸上的皱纹很深，像陈永贵那样，一副憨厚老农民的样子。孙老师要求我们极严，平常不苟言笑，课堂上爱发射粉笔弹，一些走神、睡觉、不注意听讲的学生经常不幸中弹。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孙老师在课堂上讲水分子结构，脱口而出“一根棍子两个球”，话一出口，他自己就哑然失笑，我们都一愣，然后是全教室的哄堂大笑。高一刚进校的时候，外面的社会青年经常窜到学校欺负我们新生，不让我们睡觉，寒冬腊月揭开被子扇风，大家怕得不行。孙老师就搬来宿舍，和我们一起住，带着我们赶跑那几个社会青年，直到他们再也不敢到学校闹事。
离开学校后，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地方，也没有见到这些老师，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三年时光啊，这些陈年的记忆，作为我青葱岁月里的一道道鲜明印记，如同金子般埋藏于心灵深处。
滠水农夫，黄陂人，70后，出身滠水边农家，在武汉工作，热爱家乡、热爱黄陂，喜好黄陂人文掌故，愿结交家乡志趣贤达之士。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