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爱听评书。夏天晚上乘凉，就在汉口三民路附近的铜人像，听讲《包公案》。“包黑子”的名称印入我的脑海，那是为老百姓撑腰的褒奖。
知青上山下乡，我回到了老家——黄陂长轩岭，听湾里讲公社干部的故事。在一次修水利的工地上，青壮年打夯，唱起“钱黑子来呵嘿，干劲大来呵嘿！带队起得早呵嘿，一起用力呵嘿！”黑子这个名称，第二次重复在我的印象里，夯歌响彻在时空中。
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公社）领导干部，长年累月驻队，每年得完成100个劳动日，这是当年的制度规定。风里来雨里去，日晒雨淋在农业生产队，个个黑不溜秋。以“黑子”为荣，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个时代的标杆。
只闻其名，却没有碰面。然而，“黑子”的形象，却在我心中升腾。人生无处不相逢。1970年6月，我招工进了黄陂县印刷厂。一年多以后，他从长轩岭公社调到黄陂县印刷厂，任支部书记。
初次接触，这位顶头上司，原来是一个身材修长英俊、风流倜傥带有浓郁农村气息的中青年干部，看上去，有几分儒雅与恭谦。在一个百多号人的小天地里，朝夕相处，印象，从朦胧中逐渐清晰。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20世纪70年代的热潮。那时企业经常办墙报，他发现了我的文笔，就把我从车间调到厂政工组。印刷厂是工交战线上的先进单位，每次大会发言，总结报告，都是他直接向我交待任务，在他的房间拟定提纲，确定大体内容。
近距离、高频率的工作接触，不经意中拉近了心灵感应。做完“作业”之余，他也与我拉起家常，讲到他参加工作，以及家庭生活的故事，无形中多了一份亲切。
谈到他参加工作，在土改工作队。风风火火地奔波忙碌着，母亲知道了，老人家非常惊恐，为儿子担忧，怕将来有一天被“反攻倒算”，回来休息时，便把他锁在家里。趁母亲睡着，把门下了，直奔土改工作队驻点，为此母亲哭了好几天。
他毕竟是个孝子，心里总有一些过意不去，找机会补偿对母亲的歉意。三不时买点什么罐头、红糖，扯点布奉上，算是一种象征。
由农业转到工业企业单位，他很有经济头脑。黄陂县印刷厂坐落在小南门，城外一片河滩空旷地带，进入他的视野。走“五七”道路，学习南泥湾精神，他动员全厂干部职工，在休息时间挥锄洒汗，开垦出大约二十亩的荒地。印刷厂作为第一个拓荒者，开启了屯田开荒的示范，让周围的人投来羡慕眼神。
开拓者的劳动付出，为职工食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蔬菜。他并没有满足，又打起院子，垒起猪圈，让刚进厂的知识青年分期分批，每人一个月轮流在这里养猪，考核成绩就是看猪膘增加了没有。猪饲料，都是他联系长轩岭公社供应的。
一人操心，大家享乐。当家人打破了印刷厂历史纪录，成为关心群众年饭桌的范例。计划经济时代，猪肉凭票供应，城镇居民每人每月才半斤。到了年底，印刷厂每个职工分到上十斤肉，皆大欢喜。大家围在一起吃年饭，石破天惊的第一次便成为惯例，延续上十年，成为集体的温暖、职工的幸福回忆。
公社领导是一方封疆大吏，呼风唤雨，指挥着千军万马。从公社调到一个企业，当一个百号人的头，管理一些庞杂而又琐碎的事务。这种角色的转变，需要他静下心来，与工人扎在一起，想要带领大家走出一条新路，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县国营印刷厂，设备非常简陋——十几台圆盘机，十几台四开机，两台对K机，其它配套的切纸机、订书机、打孔机都极其老旧。能不能进行技术改造与技术创新，他在质疑自己。有一次，他在与我谈话中说，长轩岭有一位片长，把他放在哪里，哪里就变样，他就能干出满分的成绩单。看来，他是有感而发。
果然，他组建了技术革新小组，亲自挂帅，召开机修车间技术人员会议，拟定主攻方向。会战开始了，他天天把自己“钉”在车间，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每天一手油污，为的是听各方意见。需要什么，立马解决，当上了“应急部长”。先从四开机入手，将手工改造为自动化。有了经验，全面铺开。半年时间，机印车间全部实现自动化。
那时，黄陂属孝感地区管辖，供电不足是一个难题。停电不停产，保证完成生产计划任务，是中心工作之一。为此，他带供销人员，跑计划部门，争取到柴油发动机。当100匹马力发动机轰鸣声响起，终于不再为突然拉闸而愁眉苦脸了。
他一心扑在事业上，解决生产中的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一把手的担当。印刷厂承担着黄陂县委、县政府的文件、宣传书刊印刷任务。字库不足，跑汉口误时误事，困扰着发展，他咬紧牙关，向上争取资金、争取设备，各种字体铜模与铸字机，搬掉了书刊印刷的拦路虎。
牢记使命，从《愚公移山》中找到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打通了阻碍发展的肠梗塞，开辟了印刷厂前行的道路，驶入发展快车道。从单一的铅印，发展为彩印、胶印、照相制版多元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彩印机、胶印机、照相制版的成龙配套，大大加强了印刷厂的综合实力，跃升为孝感地区印刷行业的前三甲。
不满足现状，再下连城，招兵买马，添置设备，又办起卷烟厂。双凤亭香烟擦亮了黄陂品牌，每天上百箱源源不断畅销在孝感地区各县城乡，为县财政提供了新的增长点。铅印、彩印、胶印、卷烟齐头并进，创造了最佳经济效益。每年进单位的荣誉少不了，仿佛铁定了一样。印刷厂让人们都觉得很有前途，想方设法挤进来。
攻城略地，面貌一新。临街的平房长了翅膀，拔地而起为崭新的三层结构所代替。北面的菜地池塘，建成了机修车间、发电房、磨刀房、职工食堂等。印刷厂有了自己的职工幼儿园、澡堂，有了自己的汽车，逢年过节，便可送职工回家。
扩展业务范围，各种包装印刷品、中小学教材，《毛泽东选集》五卷，是继《毛主席语录》后被省指定的印刷单位。印刷厂进入了火红的时代，是最为值得骄傲的时候。
党员干部是一面旗帜，影响着一个单位的风正气顺，从几件小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印刷厂十一年时间中，除开会、研究工作以外，如同在农村驻队，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与工人一起生产劳动，一丝不苟在流水线上，经历了从不会做到熟练掌握技术的过程。
他与工人们在一个锅里吃饭，下班在窗口排队，依序打菜。有一次，他把饭钵递进去，炊事员用勺子多打了一些肉。见此情形，他连忙说：“做不得，做不得，赶快赶下去！莫害我，莫害我！”众目睽睽之下，心存对闲言碎语的畏惧。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上下级关系往来上，如何顾及别人感受，又能守住底线？有一次住院，同事们去看他，也不过是三五元钱罐头、水果之类的小意思，最多不过十元钱。出于礼节，不能拒之门外，也不能伤了和气。他只能事后找机会，以高于原价值标准进行反馈。他经常跟我讲这些交往之道，这一不失礼的做法让人温馨。
谁拥有青春，谁就拥有明天。他特别关心大龄青年，哪几个是孤儿，哪几个是老大难，他都铭记于心。他们的个人问题没有解决，他就委托人牵线搭桥，釆取招工进厂“跳龙门”的办法，最终划上满意的句号。不求回报，只尽一份心就够了。
其中，还有一些啼笑皆非的故事，让人回味。为了满足女方的需求，他还到商业部门卖脸，帮助正在热恋中的男青年领取票证，包括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丝绸被面、化肥等批发物资，解决燃眉之急。
秦归秦，楚归楚，在执行纪律、坚持制度方面，他毫不马虎。有那么两三个人，在上班作息时间表上，屡教不改。他周一坐在门口，过了九点钟有人才慢腾腾跨进厂门，他黑下脸来，“某某，回家赶本去了？”有人虚报产量，造成产品报废，他不讲情面，大会上对事不对人进行批评。产生震憾，以儆效尤。
当好班长，弹好钢琴的五线谱，在支部成员中听取不同意见，最后实现民主集中制，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他与厂长陈小山是一对老搭档，配合融洽，天衣无缝的默契，算是一帆风顺。
老实人进班子当支委，是他当班长那一时段的价值取向。卢桂元、黄清芳都是车间主任，朴实、正派，来自工人群体，多了一些群众的声音。树立的先进典型也不例外，像吴建成、李明成等，都是在车间勤扒苦做的老实人，让他们成为劳动模范、生产标兵。经得起检验，公认无可厚非。好人当道，领导把稳了舵，有了主心骨，不被歪风邪气左右，单位的正气占据上风。
印刷厂庙不大，池子水却暗流涌动。风起于青萍之末，他调离了印刷厂，便打破了生态平衡。蓦然回首，那些人的所有表演，都烙在了流逝的岁月。历史让人们恍然大悟，前后比较才是最好的鉴别。只有坚守人间正道，才是真心为民的发展之道。曾经热火了一阵子，人在做，天在看。冥冥中自然有分晓，不是吗？
是好是坏，每个人都在别人心目中留下记忆。帮助别人，也给自己树立了口碑。做好事也是一种机遇，错过了就错过了，永远回不到昨天。不留遗憾，追求完美，却是永远。
过去了40年，记忆不曾消逝。一个企业领导干部的形象，一个时代的印记，挥之不去。写下若干文字，作为纪念，我感恩生命中的相遇，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修到真人，才可达到最高境界。不留不良记录，是防洪的警戒线。从“黑子”书记钱人伟那里，我深刻地悟到了一点道理。
——感谢钱人伟老领导之子钱光争提供相关资料与照片，表示衷心感谢！
潘安兴，自号木兰山樵，1949年10月11日出生。湖北黄陂人。当年老三届，经历知青上山下乡，招工进厂，下岗打工，招聘政府机关工作。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武汉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中华大家庭赋》，作品曾获全国《钰山赋》二等奖。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