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戏迷。
戏曲的剧种能叫出名的我说不上几个，知道的名家名段也屈指可数，更别说有没有私底下想哼上几句段子的冲动。
虽说京剧听过《贵妃醉酒》等小折子，知道有《二进宫》《锁麟囊》《四郎探母》等剧目，也听说过目下当红的数李胜素、史依弘、于魁智、孟广禄等，但对京剧的了解不过仅此而已。
对戏剧，真正说得上稍有了解的首推黄梅戏。喜欢听黄梅戏起源于我的母亲喜欢严凤英，小时候就常听她念叨严大师的名字，七十年代末电影《天仙配》再次公演，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大家都能哼上几句。
后来，大约二十年前，有幸结识了两位合肥籍的朋友，让我和黄梅戏加深了缘分。
第一位朋友孙头，安徽省移动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是我们的业主方，他送给我们几盘VCD光盘，都是黄梅戏名家的唱段，闲来无事我们就播放着看，看着听着觉得黄梅戏很上口。
第二位朋友宋哥，英俊小生一枚，与黄梅戏更有渊源，他本人就是唱黄梅戏出身。据他本人讲，他们几个男生与黄梅戏的五朵金花，是同时分到省黄梅剧院的同学，只是名气没有五朵金花响亮。男同学中，黄新德、张辉等名气也很大，具体到他本人，他说他的念白稍欠火候，所以常出演次要角色。
八十年代，黄梅戏二度焕发青春，但进入本世纪后戏曲的热度日渐式微，所以宋哥停薪留职，关系还挂在省院，承袭家族的衣钵经营水暖洁具，工程生意上的往来，宋哥与我们成了朋友。
有一次，他弄了几张省院小剧场的戏曲票，请我们一起看黄梅戏，然后也送了我们一盘VCD，四集电视剧版《天仙配》，韩再芬主演，宋哥在剧中演傅员外家不成器的公子，看过后我发现，其实生活中的宋哥比剧中漂亮。
然后，我也开始有点追星了，很喜欢听韩再芬的戏。韩再芬，二度梅获得者，目前仍是黄梅戏的旗帜，扮相俊美，嗓音甜润，年龄小我两三岁。2015年底，韩再芬率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三台大戏《女驸马》《徽州女人》《徽州往事》，我买票连着看了其中两台。
虽然，我爱听黄梅戏，但离戏迷的标准还有距离，听了多回，一个段子也哼不出来。
与黄梅戏熟稔程度相仿的是楚剧，黄陂是楚剧之乡。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是黄陂楚剧辉煌的年代。《秦香莲》《打金枝》《送香茶》，优秀剧目层出不穷，《四下河南》更是将黄陂楚剧团推上了顶峰，一时间名家辈出，李咏珍、王锦、黄敏华等，在黄陂戏迷的心目中，她们的名气不输于省市剧团的姜翠兰等人。
耳濡目染，黄陂退了休的一帮老人都能哼上几句楚剧，黄陂木兰车站环岛、定远公园等几个点，时不时总能听到有人清唱楚剧，更有业余爱好者组团结社，扯起草台班子到乡下巡回演出，一则解了馋，二则活动了筋骨，至于报酬还在其次。
搭起草台班子唱戏，在黄陂是有传统的，打我记事时起，七十年代初，每年春节，故乡邻近的红十月大队（现在称吴店村），总有戏曲演出。
那时节，村民没有电视、收音机，露天电影也要几个月才轮上一次，村民春节没有像样的文娱活动，红十月的晚间戏曲表演观者如潮，寒冷的冬天，露天的大戏场北风凛冽，丝毫不影响观众的热情。
回想当年，我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当年，附近几个大队只有红十月的演出够得上规模，能正规地在戏台上表演。论演唱水平，我们红胜大队同样也有人才，小学时高年级有个女生宋惠芬，同学们都称她金嗓子，她说是得益于遗传，她妈年轻时就登过台，这样的人才我们那不是一个两个；论演员模样，我们大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那一个个也是俊男靓女。
但说起经济来，我们就不是差一点半点，别的都不论，红十月大队部门口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北部有一个土戏台子，虽说简陋，但附近似乎只有独此一家。每年春节时候的某天晚上，红十月总要上演小戏曲段子，戏台前端的上部，横扯着一道铁丝，铁丝上吊着几个大夜壶，夜壶里灌足了煤油，几根粗大的灯芯捻子从夜壶嘴中探出，吐着光亮，把舞台照得透亮。
每逢这个时候村民就会早早地吃完晚饭，穿得暖暖和和，带上各家的长条板凳，结伴而行到吴店看戏。那板凳多半不是用来坐的，都是用来垫在脚下抬高身体海拔便于看戏的，不然你看到的都是后脑勺。
记得最初看戏的年份，我大约四五岁，我就是站在板凳上也不一定能看到别人的后脑勺，总是妈妈抱着我看，一直看完整场，妈妈爱看戏我是知道的，为了能安稳地看演出，她就那么一直抱着我一起看，以免我吵闹。
其实，那时我看戏也看不出个所以然，见到唱歌跳舞的戏，没完没了，烦都烦死了，巴不得早点完看下一个，只是对有对白的短剧感兴趣，看来看去，只有一幕短剧《追报表》能看得进去。《追报表》剧情简单，名字好理解能记忆，那个时候我还是学龄前儿童，理解事物也是靠大人传授，只能记些简单的。
而当时的成人们有高深文化的也不多，说起拗口的戏剧、电影名字也常常闹笑话。
当年有一部电影《南江村里的妇女》，名字长不好记，村里的大人们也只知道读音，不一定理解是何意，对我们说起电影名字就是一带而过。那时，我还没读书，哪里知道什么“南江北江”，只知道“男将女将”，所以误以为电影的名字是“男将生的妇女”，心里还好奇怪男将怎么能生妇女呢？和别人说起电影名字，说得顺溜，大人们也没太注意，所以没有成为笑话。
另有一件笑话，也是关于电影名字的，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放一部电影《洪湖赤卫队》，村里的一个女孩想和其他人一起去看，她妈问了一下电影名字，差点她就去不成！她答曰《洪湖赤膊队》。她妈说，一个女孩子去看什么赤膊队，不准去！旁人一番解释，总算才弄明白是个误会。
所以，当年的小戏剧我只记下了《追报表》这种剧情简单的节目，其实后来稍微长大一点后，才发现演来演去也就是那几个节目，都是炒现饭。年复一年，基本如此，毕竟只是草台班子，直到七十年代末，草台班子终于上演了一曲高质量的大戏，楚剧《葛麻》。
《葛麻》是楚剧的经典之作，也是名丑熊剑啸压箱底的作品，草台班子敢演此剧目还是要一点自信的，能由一帮没有基础的业余演员出演，也是机缘巧合。
当时，吴店有一个下放农村的城里人，据说以前也是楚剧的一个丑角演员，主演过《葛麻》。七十年代末文化氛围逐渐宽松，大队决定上演新戏，于是就推出了《葛麻》，主角葛麻是吴家大湾的一个后生演的，他弟弟还曾是我们的同学（只是不同班）。
小姐演员是余家弄的一个女孩，这帮演员现在大概将近七十岁了，现在稍年轻一点的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帮人和这么一件事，但在当时，《葛麻》的演出那可是盛况空前，戏台下黑压压的都是人。
《葛麻》的上演，草台班子的新春戏曲表演至此戛然而止，这场大戏，也算是压轴之作吧。
故乡的戏曲表演虽然简单，但给我的童年增添了不少的快乐。但在另一个环境中，观看戏曲表演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多年挥之不去，直到十多岁以后开始明白事理，阴影才消散。
时间也是七十年代初，我外婆所在的定远大队演《红灯记》，主角李玉和、李铁梅演员都是外婆村肖家楼子的人，现在都已七十多岁。演出的当天，我记得我的大舅还到公社武装部去借过道具长枪，晚上演出时他也在里面演日本宪兵。
那时我还太小，对里面的剧情不太理解，只是对某些场面留有印象，尤其是日本宪兵出场时，场面阴森森气氛恐怖，还有李玉和被捕后被日本人毒打，鲜血染红了他白色的衬衣。
演出太逼真了！但这一下就坏事了！
当时我太小，记忆也是片段式的，其他的场景看完也就过去了，只有这些恐怖血腥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虽然当时也看过《红灯记》的电影，但看电影不害怕，电影给人的感觉比较遥远，看完了银幕一收也就无所谓害怕，而看戏则不一样，它就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
我清楚地记得，一帮活生生的日本宪兵，凶悍可恶，端着枪就是从戏台的后面出来的，戏台的后面就是大队部的北边，看完戏后一两年的时间，我都不敢独自一人到大队部的北边去玩，总在想张牙舞爪的日本兵就从这个地方冒出来的。
最奇怪的事，是我对大舅的感觉，演出之前他是那个关怀爱护我的大舅，看完演出之后的一两天里，我竟然有些怕他，不敢与他亲近，舞台上日本宪兵端着枪的强悍场面不时的出现。但，虽然年纪小，我仍然清楚明白，他还是那个爱护我的舅舅，过两天感觉也就回复到了从前，只是对日本人的恐惧一时还无法消失。
儿时的草台班子戏，带给我的有苦也有乐！
李俊祥，男，60后，黄陂前川人，就职于中建二局，机电安装技术人员。六七十年代，生活于故乡黄陂鲁台吴店乡村，八十年代到武汉市就学及上班，目前工作地北京市。工作中日复一日面对着图纸、施工现场、工程量，闲暇之余随笔几行文字点缀业余生活。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