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
2021年4月17日21点45分，我的父亲驾鹤仙游，享年83岁。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的心一下子被抽空了，往事成了云彩，轻飘飘、空荡荡、明晃晃的就在眼前，但就是拽不住。父亲走了，往昔的岁月，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我眼前飘荡，零碎没有头绪，索性，我就让我的心随波逐流，随意掬起一二捧记忆长河里细碎的波纹，心之所向让其自由流淌于笔端，遂得此文，以此纪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生于公历1939年7月9日（农历五月二十三），卒于公历2021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初六）。父亲的童年，苦难如影随形，不堪回首；解放后，父亲踏入了学堂，优异的学业让父亲一步步从贫穷的农村起步，成长为了一名国家干部（现在称公务员），1999年父亲退休，从此和我的母亲相依相伴，形影不离；2021年父亲仙游西去，留下母亲形单影只。
【壹】盼
一间土坯砖平房农舍，坐东朝西，门前西南无遮无拦，视野所及，黄色的乡间土公路由村口蜿蜒至前方，约莫春夏相交之际，傍晚时分，落日即将西坠，厨房顶的烟筒此刻正炊烟袅袅，一个大约六七岁的男孩，正倚门坐在一方小木凳上，两眼痴痴地盯着村口的公路。
这个男孩便是我，此时为七十年代初，我家还在农村，坐在门口的我正在等着我爸爸，当时的我只知道爸爸在外面上班，经常是很久很久才回一次家，平时也就忘了去想：为什么别人家里的孩子每天都有爸妈陪在他们身边玩、而我爸就不能陪的问题，久而久之习以为常。
但是，事情就是那么奇怪，早已习惯了爸爸不在家的我，会在某几天内莫名其妙地突然强烈地想起了爸爸，不可抑制地盼望着爸爸回来。譬如此刻，六七岁时的我，前一刻我还正和妹妹们一起玩耍，兴冲冲的，然后也许是玩累了，正等着妈妈做晚饭，我就背倚靠着大门，就着一方小木凳坐下来歇息，眼望着前方的路，漫无目的地看着，渐渐地一种莫名的情绪笼上心头，眼神变得痴迷，人也呈现出一种病怏怏的状态，突然，我意识到爸爸又已经有许久没有回家了！这种情绪一旦袭来，无比强烈，不可抑制，我就只剩一个意念，希望爸爸马上就回来。
小时候的我不知缘由，现在想来，这也许就是生物钟使然。身边的无数事例证实，小孩子由于没有琐事的困扰，简单的规律小孩子总能不自觉地率先铭刻在了内心，他的生物钟往往来得比大人准确。事情就是这么奇妙，在我思念着爸爸盼望他回家的时候，他有时真能按我期盼的时间回来。
后来，我稍微长大一点，才知道爸爸在鲁台公社上班，当时的鲁台公社位于火庙，离我们家庙李塆大约三四公里。七十年代，交通还是靠人的两条腿，而且当时的路况很差，都是乡间的土路，我们村口的黄土路已经就属于很不错的公路了。路远、路况差，更主要是纪律严自觉性高，所以爸爸是很久很久才能回一次家。
大约1974年的时候，夏季，正值农村双抢的季节，抢收第一季的水稻，抢插第二季秧苗的时候。七十年代的中国，科技落后，种田全靠人力，而且靠天吃饭，解决国民的温饱问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公社干部齐抓共管，都奔赴农村生产第一线，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在当时被称作住队。
当时，父亲住队的点在破院墙（塆），和我们塆共田埂，也就一二十分钟的路程，就是这么近，铁的纪律和高度自觉性，父亲同样是不回家，就住在邻村劳动，白天和村里社员一起劳动，集体劳动之余把房东家当作自己的家，给房东家挑水干杂活，共同的劳动，让父亲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的八九十年代，我经常遇到父亲的老房东，房东说起父亲总是不住地竖大拇指，而且我遇到其他塆、父亲住过队的村民，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我一提起父亲的名字，人们总是不住地说，认识认识，还总是感概地说，那个时候的干部真是没说的！
父亲在邻村住队，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有一天，母亲在我们村田里和村民们一起插秧，我和二妹在田埂上玩耍，突然，我看到父亲正在旁边的田埂上挑秧苗，一时把我们高兴坏了，我和妹妹连蹦带跳地向爸爸跑去，我看妹妹在田埂上走路还不太稳当，我干脆背起她跑。当天晚上，妹妹留在了邻村，在房东家住了几天，回来后妹妹总是不无得意地向我们夸耀，房东还打了鸡蛋给她吃！那时节，吃一回鸡蛋可不是简单的事，一个鸡蛋卖两分钱，每家轻易不煮鸡蛋给自己吃，都是把它积攒起来换钱，用来买盐和买照明点灯用的煤油，盐1角5分钱一斤，煤油3角6分钱一斤，这是村民们最经常的两项开支，鸡蛋是他们平时的主要经济来源，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才会打鸡蛋吃！
后来，父亲还在邻村夏家咀住过队，夏家咀也只有二十几分钟的路，比破院墙略远，父亲同样是住在生产队里长时间不能回家。有一天，母亲生病，村里一位慈祥的老人二婆姥姥，论辈分她老人家是我奶奶的奶奶那一辈人，在我们村里曾祖父、曾祖母及以上辈分的老人都称姥姥，二婆姥姥就让她家的小儿子带着我到夏家咀找我父亲，父亲才知道母亲病了。
通过父亲，让小小年纪的我，有幸知道了家乡的父母官人称邓片长和廖片长，父亲年轻时曾是两位父母官的部下，所以二位和父亲熟识。有时父亲回家，两位片长也到家来转转，但基本只聊几句就走，印象中似乎连茶水也不曾喝过。当时年纪小，我对廖片长外貌还有些许模糊印象，印象中廖片长高个偏瘦，爱穿一身有些褪色的旧黄绿军装，脚上似乎多次穿着草鞋。以后的多年中，提起廖片长，我就想起老电影中的土改干部，一直觉得很亲切，现在想来，其实我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土改干部的形象。
大约是1975年的春季，某一个星期天，村里孩子们闲来无事，不知是谁提议说想到县城去玩一趟。那时候的孩子，天地就在村周边两三公里内，许多孩子到十来岁还没有到过县城，有几个去过但也只有一两回，还是大人带去的，根本就不能独立去一趟。这时，我自告奋勇地说带大家去县城，因为到我外婆家必须经过县城，来来去去多回我自觉有把握记得路。我就带着大家约十来人向县城进发，一路上果然很顺利，自然人也很兴奋。
在返回来的路上，我们边走边玩，在路上耽误的时间也多，好在大家都不急。在途经鸭渔湖时，不记得谁突然对我说，你爸爸回来了，我扭头一看，我爸爸果然从后面赶上了我们，这一天他正好回家。我们小孩子走得慢，父亲嘱咐了我们几句后，他就先走了，我和小伙伴们仍然是边玩边走。看到父亲回来的我，很高兴，一兴奋我和几个男孩子在旁边的草籽田间连翻了几个跟头，看着田间鲜艳的草籽花，我心里也乐开了花！
【贰】成家立业
我父亲和母亲年轻时是一对苦命的鸳鸯，是两个苦命人的结合。
父亲出生在六指夏岗村，父亲两岁时，我祖母不幸离世，留下我父亲和伯父两个孩子，由我祖父抚养。在我父亲六岁那年，祖父也不幸离世，两个苦命的孩子，无父无母，伯父当年也只有十岁。
父亲六岁时，鲁台吴店庙李塆他的姨祖母、也就是我们的姥姥，把我的父亲接到庙李塆抚养长大成人，伯父则留在夏岗村由家族中其他长辈抚养长大。
解放后，十岁才得以踏入学堂的父亲读书很聪明，同村里的老校长是他的老师，老校长教书很有一套，经常自己编数学题，出的题目饶有趣味，题目出好了后老校长习惯先验证题目的难易，这时他总是把自己编的题目让我父亲先做，看是否会解、难易程度如何。我爸直到老年后，提起老校长，崇拜佩服之情总是溢于言表。改革开放后，老校长重返教师岗位，给我的小妹妹教过高中的历史课，老校长讲课不局限于教科书的内容，课堂上他总是给学生补充大量的史料，翔实处可以媲美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学生听来津津有味。退休后的老校长一直住在乡下庙李塆，父亲每次见到他都很恭敬。
进入中学后，父亲一直成绩优异，他被选为了黄陂十中（现在的黄陂四中前身）首届学生会主席，二十多年后当我也步入高中时，父亲学生时期的教导主任肖定远老师也成了我的师长，此时肖主任与父亲仍然都很熟悉，说起肖主任父亲也是推崇有加。
1959年，父亲考入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深造，学习铸造模型等课程。59年、60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自然灾害，加上建国不久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国民经济负增长严重，许多地区的百姓都吃不饱饭，因吃不上饭而饿死人的传闻，时至今日上了年岁的人还会偶尔聊起。61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家乡务农，支援农业建设，先后在小队和大队任会计。
1964年，经大队丁书记的推荐，父亲到吴店公社（也称小公社）工作，吴店公社后来改为乡、然后改称片，八十年代初改称吴店管理区（由于远离故土数十年，我也不知道现在的吴店称呼什么），由于在家乡工作的经历，我上小学的时候发现，提起父亲的名字，大人小孩多数都知道。六十年代中期，父亲调入鲁台公社财政所工作，鲁台公社是吴店片区的上级单位。
1964年，父亲和母亲结婚，65年我出生，随后几年我的三个妹妹相继出生，在家我是长子，也是唯一的男生。
父亲和母亲结婚，是两个苦难家庭出生的孩子结合。我母亲的少年时期同样充满了苦难！
母亲在家是老大，下面分别是大舅舅、小姨、小舅舅，母亲比小姨大10岁，比小舅舅大13岁。母亲15岁时，晴天霹雳，我的外祖父突发疾病去世，我的外婆当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一个孤苦无依的女人，一辈子守寡把母亲等4人抚养长大。
一个女人，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带大四个孩子，那是何等的艰难困苦！在小时候的记忆里，因我和小舅舅年龄隔得最近，所以对他印象最深，记忆里，寒冷的大冬天里小舅舅总是穿着单薄破旧的裤子。长大后也曾听小姨说，冬天里，几个孩子都没有鞋穿，总是双脚冻得冰冷，偶尔见到生产队的耕牛拉下一大堆牛粪，暖烘烘的热气上扬，她就跑过去把脚插在热气腾腾的牛粪中取暖，这真是饮鸩止渴！殊不知，一时的取暖，脚上沾满了脏兮兮臭烘烘的牛粪，牛粪冷却后还会更冷！
父亲和母亲结婚，在家中父亲的长辈只有我的姥姥。老人能把我父亲抚养长大就已实属不易，哪还能有什么积蓄？两家都是一穷二白，父亲向塆下的敦峰爹爹，是我们的爷爷辈，向他老人家借了一些钱，老人家是刚卖了猪的钱，然后在人家家里买了一张用过的床，床是老式床，方方正正，回想起来我总联想到古董，看起来还算漂亮，但最大的不足是，这张床上曾经老过人，这是最大的忌讳！但，此时能有什么办法呢？然后向人家借了一个柜子，这样就把婚结了。
父亲工作后，房间也曾摆放过一张写字台，写字台应该是公家的办公桌，在我家就作为了房间的书桌，我记事后，写字台就一直摆在那里，这个东西是其他家庭看不到的，所以有记忆时的我，倒也没觉得我家里有多穷，反正其他人家也不见得有多富裕。但在我记忆的空白里，父母结合时曾经是那么的穷！穷得连事后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父亲借敦峰爹爹的钱，靠他微薄的薪水积攒，一年之内就给还清了。向人家借的柜子，人家家里也不急用，一直借用着，直到我上小学时干脆出钱把柜子买下了。到了七十年代，家里经济条件有所好转，社会上时兴起用五屉柜，父亲在卢王塆里的表弟们，决定给我们家打一座五屉柜，卢王塆是我姥姥的娘家，这几个叔叔自然就是姥姥娘家的侄孙们。叔叔们都是木匠，他们的父辈倒是泥瓦匠，可能是到了叔叔辈觉得瓦匠日晒夜露，人晒得黑不溜秋，不爱这个职业，纷纷做起了木匠，只有其中一个叔叔卢国亮继承了父业，后来做到了黄陂九建公司的经理。
叔叔做木匠是不是因为避免晒太阳，我不得而知，那是我结合父亲对我的人生规划时的谈话猜测而来的。小学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出生于农村的我大概率将来是在家乡修地球，父亲当时说，长大后干脆送我去给叔叔们当学徒，做木匠，还说做木匠好，做木匠不晒太阳。那个时候的农民，一个个都黑不溜秋，木匠师傅倒是长得细皮嫩肉，都是些小帅哥，有手艺，好找媳妇，所以我猜测叔叔们是这个原因才当的木匠。木匠叔叔们平时都很忙，一商量他们决定某年春节利用正月初一的时间，一天的时间把五屉柜做起来。
到了那一天，我记得来了好几个叔叔，还有一个是我爷爷辈的，老人家也是木匠，几个人热火朝天，整整在家干了一天，直到傍晚时分终于把五屉柜打好了！五屉柜在我家一直用了几十年，到零几年的时候一直都舍不得扔掉，零几年的时候五屉柜的门把手坏了，开启柜门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儿子还很小，还在上幼儿园，他拿了一把锤子，找来一个大钉子钉好作为把手。后来，父亲对我说起这事，一个劲地夸自己的孙子聪明。
大约在1970年，父母亲决定盖一间新房，选址在敦峰爹爹的对门。其时，我的姥姥还健在，姥姥与毛主席是同龄人，在当时的社会已是相当的高寿。盖房的泥瓦匠师傅，是我的大爹爹和二爹爹，也就是卢王塆木匠叔叔们的父辈，大爹爹长得胖一些，二爹爹很瘦，黄陂九建的卢国亮叔叔外貌长得很像他老人家，好像主事以二爹爹为主。
大爹爹是个石匠，当时农村做房子地基的圈梁，就是在地上挖成壕堑，然后在沟内埋上石头作为基础，石头墙出了地面再在上面砌土坯砖，墙面到顶后上部成三角形，中部高，前后两侧低，然后上梁盖瓦，房屋就成了。我经常见到大爹爹坐在大青石块旁，右手拿着锤子，左手拿着錾子，不停地在石块上凿出不规则的细纹路，目的是为了增加石块之间的摩擦力，大爹爹见我过去玩，总是笑眯眯的。
传说中，二爹爹脾气很坏，据说徒弟们都很怕他，他在砌墙之余总是到处转转看看，他自己砌墙角部位，砌好几处的墙角后拉上线，徒弟们沿着绷直的线砌墙，拉好线后他就四处转，见到哪个徒弟的墙砌得不直，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三脚两脚把墙推倒，徒弟们见了二爹爹自然心里胆寒。但二爹爹见到我，我记得也总是笑模样，而且对我的爸妈也很好。
大爹爹、二爹爹是我姥姥她娘家的侄儿，姥姥是他们的姑妈。姥姥娘家人丁兴旺，我们村里其他户也有人和卢王塆是老亲，据塆里熟识二爹爹的人说，二爹爹曾在塆里明察暗访过，问过别人我爸妈对姥姥如何，听说爸妈对姥姥好，二爹爹也没说啥，也没对我爸妈说，直到我姥姥过世多年后，二爹爹才亲口对我爸妈说他曾明察暗访的事，二爹爹总说我爸爸厚道，妈妈待人热情舍得，他很满意。
我家做房子时，我还没满五周岁，许多事记得不确切，只记得为了照看材料，我们在对门敦峰爹爹家厨房的窗口下搭了一个棚子，我、爸爸、大舅三人住在棚子里，妈妈、妹妹、姥姥，她们几个住在哪一家就没有印象了。
爸爸、大舅，晚上和我住在棚子里照材料，白天他们就去用板车拖运石头，拖运石头我记得除了我爸、大舅，好像还有我干爷，不知那一年他从塆里抽调出去了吗，如果还没有那一定也有他，还有一个是我父亲的同事，我称他周伯伯，周伯伯后来回城后任黄陂农机局局长，直至退休，七十年代末周伯伯一次到我们村，他要我带他去找一个地道口，他想进去看看。他要看的地道在我们村涛涛家的后门口，但我只知道我家后面有一个，另一个我还真不知道，结果成了周伯伯带我过去，过去一看地道已经废了，只剩一个进出口，也就没进去成功，由此看来周伯伯对我们村还是很熟悉的。
我们家房子的旧址上，过去曾是生产队的仓库，不知是否与此有关，我们家的老鼠多得不得了，经常见到老鼠到处跑，总是咬坏了家里的衣物，晚上整宿的老鼠叫声吵得人没法入睡。整治老鼠自然是启用它的天敌--猫，那是最佳选择，可惜我们家养猫竟然没养好，后来也就放弃了。但我们家养狗却很顺，在六十年代我家养了一条狗，那狗很护家，总是坐在家门口的草窝里，一直看护着我家，到了70年冬天，那狗已经有些老了，那个时候姥姥七十八岁了，身体已经不太好，爸爸就想把那条狗宰了给姥姥补补身体，村里帮忙打狗的后生们把绳子做成活结，活结套已经套在狗的脖子上了，狗仍然坐在草窝里吐着舌头，浑然不觉状，父亲和姥姥见了于心不忍，终于把活套又取了下来。
姥姥终究没有吃上那条狗，1971年春姥姥去世了。临终前，姥姥嘱托左邻右舍一定多照顾我的爸妈，家里当时三个孩子，都还小没人带，我爸又不在家，请各位乡邻一定多照应。姥姥走后，下半年我的三妹妹出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老人带，只好大的带小的。姥姥身体不行时，考虑到家里穷为了不给我父母增添困难，姥姥说，随便刨个坑把她埋了算了。爸爸见姥姥这么说，赶紧带上我的干爷，两人走了好几里地把姥姥的寿木提前买回了，然后扶着姥姥看寿木，姥姥很满意。没过几天，姥姥就走了。
姥姥临走都舍不得吃我们家的那条狗，但那条狗终究还是没有逃过厄运，1973年，我家的狗不知被谁偷走了，妈妈找了好几天，最后终于失望地确认，狗确确实实地被偷了，估计多半是被邻村哪个贪嘴的人宰了吃了，我们全家伤心了好几天。后来，具体是哪一年不记得了，爸妈托我伯父给我们家又寻了一条刚出生的小狗，一身黑毛，长大后狗浑身长得圆溜溜的，小矮个，黑色的毛发长得浓密柔亮光滑，很是活泼可爱。小黑狗见到家人后总是欢快跑到主人身边，摇头晃脑，然后做人立状，前爪搭在主人身上，在主人面前撒娇。
81年后爸爸调到县法院工作，单位给他配了辆自行车，回家方便了许多，下班后可以经常性地回家，每次回家，我家的小黑狗总是第一时间就冲到爸爸面前，爸爸马上就从自行车上下来，蹦蹦跳跳的小狗，摇晃地昂扬着它乌黑的脑袋，轻快地吐着舌头，嘴里“吭哧”有声，两只前爪早就轻车熟路地搭到了爸爸的身上，爸爸进门身上总是会多出两道灰印，然后黑狗就会伴在爸爸左右，欢欣地摇头摆尾也跟着进门。
1984年，我们家的户口农转非，我也于85年考上大学，一家人离开了故土，来到了城里。在父母盖的房子里，三妹妹出生于此，然后我们兄妹四个都是在这间房子里走进了学堂，而且成绩都很好，我们家进城后，故乡的房子也就闲出来了。在故乡，乡亲们亲眼得见，我家从贫困交加一步步走来，孩子们健康长大学业有成，父亲从农村走出去当了国家干部，然后举家搬迁一起进了城，于是故居就被视作了风水宝地，就有人家有意购买。
刚进城，兄妹几个都还没有上班，家中经济不免有些压力，父母当时也就同意了出售故居。后来，我们每次回到故乡，人还没进村口就能远远地望见故居，心中总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父亲晚年，父母一度也想高价收回故居，但没有成功，此事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最终成了父亲永久的遗憾！
【叁】做饭
我的父亲能做得一手好菜，对于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男人，尤其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旧式男人，这是一个奇迹。
过去常说，旧社会的大老爷们油瓶子倒了都不扶，原来一直以为是笑话，其实生活中真是大有人在。过去在村里，同村里塆下的凤琴婶娘就说过，我们村里就两个男人做家务，一个是老队长，老队长会扫地，另一个就是我爸爸，我爸爸能做一手好菜，事情是不是说得有些绝对，我也没去统计，但凤琴婶娘确实有这么一说，而且爸爸确实会做菜，而且菜比我妈做得好这倒是真的。即使在城里，爸爸那个岁数的男人，也有不少不会做菜，甚至家属出门后自己连饭也吃不上口。
七十年代时，国家还很贫困，农村许多家庭几个月都吃不上一顿肉，即使素菜也没有油，就只有一点咸味。那个时候，父亲在外面工作，母亲带着我们生活在乡下，父亲总是几个月回来一次，父亲回来后多数时候会割上两斤肉，给全家烧一顿红烧肉。那个时候，两斤肉一块二毛多钱，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还买不起，对于一家人每天攒起来的几个鸡蛋，一天也难得积攒一毛钱，两斤肉差不多要攒一个月的鸡蛋钱才够，而且这一个月还不能买盐买酱油等，什么开支都免谈，才有可能吃上一顿肉。
光有钱也不一定能吃上肉，还有一道关，有钱没有肉票同样是买不到肉的，那可是计划经济的年代，肉票的来源是往年家中卖了猪才能得到肉票，在那个人都吃不饱的年代，不是人人家里喂猪都能长得膘肥肉满的，许多人家的猪一年也就一百来斤，我家的猪连续好几年都能每年长到三百斤，更邪乎的是，在人家家里几个月都不见长的猪，主人家一生气卖给我家，猪一到我家就疯长。所以，能否吃肉一要有钱，二要有肉票，三可能还要点家运。
我记得，那个时候父亲做红烧肉，以白萝卜烧肉的回数居多。父亲烧菜，我总是抢着烧火，那个时候家里烧的是柴火灶，需要一个人打下手往灶台里添加柴火，我就揽下这个差事。父亲做的红烧肉香气扑鼻，他烧肉的每一道工序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以至于多少年后我自觉我做的菜，也只有红烧肉还可以称作是菜，让人哑然失笑的是，现如今大家都不爱吃肉了，所以我终究还是一个不会做菜的人。
父亲烧的肉大家都爱吃，两斤肉往往是一餐饭就吃了个精光。为了让我们多吃荤菜，父亲有时也买一个猪头回来，然后他一个人慢慢地把猪毛除干净，再后来把猪头出水，然后分成几部分切割，猪耳朵、猪嘴巴、猪脸盘，即使拆得最后就剩一付猪骨头，也会用骨头煨汤，也可以见个荤腥味。一个猪头，可以让一家人吃上许多餐荤菜。
有时，父亲也会买回一付猪大肠，猪大肠清洗也要花上许多功夫，反反复复几个来回才能把肠子洗干净，一家人也只有父亲有那个耐心。然后，父亲把肥肠或红烧、或灌糯米煨汤，一家人都爱吃。老人后来爱上了这一口，即使条件好了，他也会偶尔买了肠子回来卤了吃，我们都劝他少吃这些东西，胆固醇太高，但他还是常买不误。
就是普通的菜，父亲也是认真地做，喜欢翻新花样炒作。我记得，每到夏季，家里总是青椒、或者茄子，没有什么油水，日子久了菜就不下饭了。这时候，如果爸爸回家了，他做饭就会琢磨着让我们怎么爱吃，我记得他有时把青椒切碎了参杂在面粉里，然后给我们做一个有辣味的饼，我们觉得新鲜好奇也就吃开了胃，父亲或者打一个鸡蛋加上面粉，给我们炒一张蛋饼，这在今天是再平凡不过的菜，但父亲那个时候就超前地做给我们吃了。父亲总是翻新花样，让我们吃得开心。
即使是自己加工臭豆腐，腌制五香萝卜，这些普通的家常菜，父亲都比母亲做得还要好。
父亲炒的白干子，味道也很诱人，他把干子切成长方条，贴着锅底平铺，用油把干子先煎一次，过程中不停地给干子翻面，让干子达到外焦内软，然后捞起来备用，再与青椒、或者芹菜、或者肉丝烩炒，有一回我带了许多朋友到家里吃饭，父亲亲自下厨，吃完饭后我的朋友们对父亲炒的干子印象很深，交口称赞。
父亲做的青椒炒肉皮，味道也是一绝。父亲炖的肉皮，关键在肉皮出水和用卤水炖的工序。卤肉皮时，父亲会不停地留心观察火候，待肉皮刚刚快烂但还没有烂透的时候就立即起锅，这样肉皮就有嚼劲，吃起来劲道有味。
父亲的菜本来就做得很好，有机会他也向他人学习。75年我十岁，家里决定给我办酒席，当时请的主厨师傅是我们村里的胖子爹爹，胖子爹爹是城里某个大单位的大师傅，当时我家请他做菜，黄陂的酒席鱼丸子、蒸肉、肉糕三鲜是压轴菜，父亲抽空当面向胖子爹爹请教做法，父亲本就有火候一点即透立即掌握了关窍，后来做出来的三鲜也很地道。
父亲退休后，有一次在菜市场买到了一条大鱼，闲来无事，父亲就用它做起了鱼丸子，做好后夹了几个让我儿子先尝尝，那时我儿子还在上幼儿园，说话奶声奶气，儿子吃了几个鱼丸子后，连声说好吃好吃，而且还来了一句：我们家就开个丸子店吧！
父亲喜欢做菜，也喜欢添置做菜的家什。我记得76年或是77年的时候，我们家的木锅盖边缘缺了个口，将就一下用也无所谓，父亲在外工作也记挂着这事，某一次他回家，身后就背着一个大大的锅盖，十多里地他把锅盖背回了，那个锅盖比一般家里用的都大许多，我的印象很深刻。
同样是那个时间段，父亲的三鲜经胖子爹爹点拨后已经出师，父亲就定制了一付竹蒸笼，家里过年过节就用它蒸菜，乡邻们知道后，家里有喜事办酒席就总是到我家借用蒸笼，到还蒸笼的时候，热情好客的乡亲们，除了道声谢外自然会送上一碗好菜。
【肆】钓鱼
年轻的时候，爸爸就喜欢钓鱼。说年轻，那也是相对的，我能记起爸爸钓鱼的时间，爸爸已经就是中年了。那个时候还是大集体时代，各村里水塘都随便地放养一些鱼苗，草鱼、鲢鱼、胖头鱼，家养的就只有那几种，其他的鲫鱼、鲷子鱼、翘嘴白都是野杂鱼，生产队也只是在春节时撒上几网，能捕捞多少算多少，随便给社员分一分，应付一下过年，没有把鱼拿去卖钱一说。
而钓鱼的人，也只是消遣，能钓上一两碗鲫鱼鲷子那就心满意足了，那时的鱼饵就是蚯蚓等，不似现如今丰富，钓具也简陋，钓获也有限，无非也就是图个自娱自乐。垂钓者野心不大，而且喜欢钓鱼的人也不多，各村里鱼塘基本上都对钓鱼人开放，没有人干涉，在邻村钓鱼遇上熟识的人，村民多半还会停下脚步，看看收获如何，静下来旁观一会，然后打个招呼就走了。
爸爸那个时候常垂钓的鱼塘，以我们村门口的门前塘和干塘为主，门前塘地势低且水面宽，常年积水数年不干，干塘地势高水面窄，一到农田灌溉的季节，干塘的水也就只剩一底了，可能也就因此而得名，现在的干塘倒真的名副其实了，常常不见一滴水，门前塘一如既往地满满地储着水。
有时，爸爸也到邻村垂钓，但都走得不远，一次爸爸到余家弄塆里钓鱼，余家弄离庙李塆走田埂不到两公里路，那是爸爸外婆家的村庄，村里有几个表弟，爸爸去时没有打搅亲戚们，也就是纯钓钓鱼，后来被我的哪个表叔看到了，表叔一定要我爸带些鸡蛋回家，爸爸推辞不了只得把鸡蛋带回，回来时碰到我们村里林森爹爹，我称他爹爹是他辈分高，其实当时也只有十几岁，他见到我爸鱼篓子里装着鸡蛋，很好奇地问钓鱼哪来的鸡蛋，爸爸开玩笑说钓鱼时钓到的，林森爹爹一时没反应过来，越发地狐疑，一脸的不解。
爸爸钓鱼，多半还是在我们村里门前塘或者干塘，有时碰上鱼情好，能连续地钓起一二两一条的鲫鱼，这时旁边看热闹的人就会纷纷惊呼：鱼发食了！也就是鱼肯开口易上钩了，这时其他的钓鱼爱好者就会拿来鱼竿，排起来一起钓鱼，这时的钓友多半会有老校长爹爹、四斤幺爹等人，老校长的女婿运福爹爹也是一个垂钓高手，他在武汉市上班，遇上他在家休息，钓友圈自然也少不了他，还有一个公认的钓鱼高手，他是我们村旁丁东塆的红安老师，鱼发食的日子正巧碰上星期天的话，那他一定是会参加垂钓的。
我爸、老校长、四斤幺爹、红安老师、运福爹爹，他们这几个人自然就结成了钓友，几个人中红安老师是公认的高手，运福爹爹最年轻，但他是后起之秀，钓鱼喜欢琢磨，钓技稳步成长。按年龄断代，运福爹爹可以算作我父亲的同一辈人，他要小我爸约六七岁，在这个钓友圈，爸爸和运福爹爹是年轻的一辈，有机会他俩喜欢结伴钓鱼。一次，两人到吴店小学（以前称红十月小学）东北侧一个鱼塘钓鱼，塘边有一条路，路由吴店通往余家弄、黄家楼子等塆子。
那天鱼况不理想，爸爸基本没有上鱼，好不容易运福爹爹钓了两条小鲷子，第二条鲷子起竿时，他叹了一口气说：好不容易来了两个过路的。意思是，小鲷子不在计划之列，原来是奔鲫鱼而来的。不巧，一对年轻的情侣正好从此路过，闻听此言不禁莫名其妙，但扭头一看运福爹爹垂钓背对着道路而坐，二人也不能确定他是否语带双关，所以两人先是略显惊诧，继而相视一笑就过去了。我那时刚上小学不久，就在鱼塘附近的小学读书，其时我见到此景，也是似懂非懂，也和那对情侣一样笑了两声。
几个钓友垂钓之余，有机会也一起交流钓鱼技法，红安老师是我的老师，他们交流时我也听到了一二，印象最深的是红安老师一次讲他钓鱼的经历，一次他去某村鱼塘钓鱼，到了鱼塘已有人垂钓，他上去递了一根烟，随口问：么样？意思是鱼上钩情况怎样，钓友叹了一口气：不么样！也就是情况不行。红安老师见了，没有急着走人更换鱼塘，也不忙着下钩，他先围着鱼塘转了一圈，然后发现鱼塘某一角长着一棵大桑枣树，树上缀满了乌红的桑枣，树旁有荫可以遮阳，树下塘里时有鱼泡冒上来，红安老师索性抱着桑枣树摇了几摇，树上成熟的桑枣纷纷坠入塘中，他就在树下开始垂钓，结果那一天他的收获颇丰。
几个钓友一起垂钓，一般情况红安老师收获总是大一些，故而红安老师在附近一带还是有点名气的。八十年代后，鱼塘纷纷开始承包，钓友们无拘无束自由垂钓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这时我家进了城，运福爹爹一家也搬到了武汉市，四斤幺爹已经作古，老校长年事已高，业余钓友协会自然解体，红安老师虽说也已年高，但身板还很硬朗，退休后的他经常在野外放牛。
红安老师响名在外，养鱼人对他处处留心，时时关注他放牛时的一举一动，红安老师也是技痒难熬，有时也把鱼线藏起来带在身边，只是不拿鱼竿，到了鱼塘边，他把牛自由散放，自己则坐在塘埂上，举起放牛的小竹条在空中不停地甩鞭，虚拟作钓鱼状，养鱼人见了自然会过来查看，结果发现啥也不是，久而久之养鱼人也就麻痹了。
这时红安老师就会麻利地在那短小的竹条上系上钓鱼线，用放牛的小竹条钓起来，一旦钓起一条一二斤的鱼他就马上收手，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笑谈。和这一帮垂钓高手交流多了，爸爸钓技也有提高，最初只能钓些鲫鱼、鲷子，后来也可以钓起草鱼、胖头鱼、鳊鱼、鲤鱼啥的。八九十年代后，钓具改良，碳纤维钓竿普遍运用，爸爸有时也出去到友人池塘垂钓，遇上七八斤的草鱼，不用抄网他一样能轻松拿鱼。
七十年代爸爸钓鱼，鱼竿买回时往往是半成品，回来后还要自制加工，竹子鱼竿买回后，只见他点上煤油灯，把细细的鱼竿竹子节头处仔细地用火烘烤，一边烤一边轻轻转动竹竿，然后用手试试竹竿的韧性，一段段一节节不停地烘烤，然后一付鱼竿才制作好了。鱼线、鱼钩、鱼漂、铅坠，另向他人购买，当时卖钓鱼线的是孙家教村里的一个老头，他挑着一担箩筐，里面装些针头线脑什么的，走村串乡，大家都认识他只是不知名字，我们都称他孙老头。
当时，村民们购物很困难，只有一个供销社，常见的也就是食盐、酱油、针线、扣子、铅笔、写字本等有限的几种日用品，孙老头送货上门自然还是有市场的。孙家教也属于吴店乡，孙老头显然和爸爸熟识，无论是否在他那买东西，两人见了面总是会客气地打个招呼，爸爸的鱼线就是在孙老头的手上买。孙老头量鱼线长度时，只见他拿出一个自制的代用木尺，上面用刀具简单地刻有几道印痕作为长度标记，老人就一尺一尺地丈量，临了老人往往会放些尺寸做送。鱼线买好，绑上鱼竿，系好鱼钩铅坠，挂上鱼漂，鱼竿就制成了，爸爸就是用这付鱼竿钓鱼。
钓鱼的人鱼瘾很大，往往舍不得耽误钓鱼时间回家吃饭，爸爸如果在我村门前塘或干塘钓鱼，妈妈就会把做好的饭菜让我给爸爸端过去。饭送到了，爸爸仍然舍不得浪费钓鱼时间，他就干脆让我架起鱼竿来钓，我也就装模学样地把鱼竿架在右腿上，盘起腿坐在小木凳上钓起鱼来，爸爸则在一旁一边吃饭一边指导，遇上有鱼咬钩，爸爸就会放下碗筷亲自上阵。代钓的回数多了，我也好上了这口，遇上假期有时也拿起爸爸的鱼竿，在门前塘垂钓几回，只是我的水平马马虎虎没有长进，打空网的时候居多，偶尔时来运转也能钓上小半碗野鲫鱼。
李俊祥，男，60后，黄陂前川人，就职于中建二局，机电安装技术人员。六七十年代，生活于故乡黄陂鲁台吴店乡村，八十年代到武汉市就学及上班，目前工作地北京市。工作中日复一日面对着图纸、施工现场、工程量，闲暇之余随笔几行文字点缀业余生活。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