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中叶黄陂人进入汉口
明代以前，汉口即汉水入长江之口，为长满芦苇的水洲。明成化年初，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汉水之南仍为汉阳，汉水之北就叫汉口，汉口逐渐淤成。至天顺年间，始有民居。据清乾隆《汉阳府志》和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立的《汉口北课旧碑记》所载：张庆等丈量上岸张天爵等六百三十户，共房屋一千零三十间；下岸徐文高等六百五十一户，共计地基一千零九十一间。此外有李勤等七十三户新筑地二百八十一间，丁泰等二十户偏僻地八十二间，王彦、李士英二十一户在汉口新开园地十一段。至嘉靖四年（1525年），上下岸已有居民一千三百九十五户，有房地基二千四百八十四间。至明末清初，汉口已成为全国的四大名镇（佛山、景德、汉口、朱仙）之一。
旧时，黄陂的经济比较落后。元代诗人郝经曾在《宿黄陂县南》的诗中有描写：
茅屋欹斜竹径荒，稻畦残水入方塘。营屯未定夕阳下，雁点秋烟不著行。
为了谋生，黄陂人纷纷外出。黄陂紧邻商业古镇汉口，当时谌家矶、岱家山为黄陂所辖（50年代划归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淤成后，黄陂人捷足先登。一些手艺人和做苦力的，或沿滠水来到江岸一带，或沿黄孝河进入四官殿以下沿江一带。他们有的从事渔业，有的经商、做手艺。由于人数众多，形成带地域色彩的街道。清道光年间，浙江乌程（今吴兴县）人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所列汉口街和路的明细表中就有黄陂街。他在注释中写道：“正街至此分而为二，一稍南而东为打扣巷，一由北而东为黄陂街”。而据王葆心《续汉口丛谈》考证，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就已出现。这是当时汉口惟一以县名命街名的街道。俄租界曾有夷玛街，1925年收回后，因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系黄陂人，此路改称黎黄陂路。黎黄陂路和沿江大道交汇处的华俄道胜银行，大革命时期为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后为民国中央银行武汉分行。1927年宋庆龄还在此工作生活过。
二、黄陂及黄陂人对武汉的影响
（一）黄陂帮与九佬十八匠
据清道光年间《黄陂县志》记载，清代以前黄陂隶属黄州府。清雍正年间，湖广总督迈柱上疏说：查湖北黄州府属之黄陂县，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到黄州陆路二百四十里，水路三百余里，迈涉大江有风涛之险，而去汉阳府仅九十里。今据黄州府详称确访，以为将黄陂改辖汉阳府，与官民两便。更兼黄陂在黄州府为边陲之地，统辖难周；而隶汉阳府为附近之区，管理甚易，易寡裒多，允宜改隶酌繁就简。雍正七年（1729年）批准，将黄陂隶归汉阳府。自此，黄陂与汉口的关系更为密切。汉口开埠以后，黄陂人进城者更多。
除了黄陂街为黄陂人比较集中之地外，其他街巷均有黄陂人杂居。黄陂人一多，为了谋生立足和共同的经济利益，自然形成黄陂帮，如商人和码头工人中均有黄陂帮。
在汉口的黄陂人中，多有经营头脑的和能工巧匠者。他们有的开店铺、设商行，经营粮食、棉布、禽蛋等，如民国时期汉正街的商贾、硚口十码头的粮行、福新面粉厂，统一街的鞋帽店，文书巷的黄陂酒楼、牛皮行，南京路口的皮毛店，清芬路的旧货一条街等等。有的做手艺，如泥瓦匠、木匠、铁匠、铜匠、剃头匠乃至铲刀磨剪的、补鞋修伞的、打豆腐的、卖水饺的，俗称“九佬十八匠”。有的扛码头、跑搬运。此外，机关、学校、社团等机构中的文职人员中，黄陂人也居多。还设立有黄陂会馆、黄陂同乡会小学。总之他们各显其能，汉口的工、商、文、教以及军界，均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中的优秀者，做手艺还做出了名牌产品。如甘棠人高青庵的高洪泰铜锣，祁家湾人曹月海的曹正兴菜刀，谈志祥的谈炎记水饺，祁万顺的豆皮等等。
（二）黄孝花鼓戏深受市民欢迎
旧时黄陂、孝感一带流行的花鼓戏，于清道光年间进入汉口。黄孝花鼓戏为汉口市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由于早期的花鼓戏形式较为自由，内容谐趣俚俗，在草台上演出。清代中叶官方认为有伤风化，禁止在城市上演。而市民却十分欢迎，因而戏班多选择在偏僻地点，半夜开锣，以避官方干涉。浙江余姚人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中有形象的记述：
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
土荡（即土垱）是当时黄孝商人坐船进入汉口的一处水码头，在现今汉口民生路、统一街一带。
清代末年，花鼓戏多“托庇”于汉口租界演出。最初邀请花鼓戏班演出的是汉口德租界三码头的清正茶园。由于该园向德国领事馆缴纳了“挂旗费”，领有执照，清政府不能干涉。茶客点戏的报酬归戏班，戏班还从茶资中与茶园分成。即使如此，茶园仍有厚利可图。所以英、俄、法、日四国租界的16家茶园仿而效之，邀班演唱花鼓戏。1916年前后，花鼓戏班还到上海法租界演出。其时，剧团有所改观，剧目也较正统，如《何氏劝姑》、《当铺会母》等节目，都得到观众的好评。
据《中国戏曲志·湖北卷·楚剧志·大事记》记载：1912年宁波人郑善生等见花鼓戏受市民欢迎，将其在（法）租界经营的东华园浴池楼上改建为演出场所，取名共和升平楼，邀朱福全、严少卿、江秋屏等组班，是为黄孝花鼓戏在汉口的第一家戏园。
1926年8月，黄孝花鼓戏艺人以“湖北进化社”的名义加入湖北剧学总会，经总会研究，将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李之龙还于次年初将租界中花鼓戏艺人与组织接到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公演。时至今日，楚剧仍为武汉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
（三）武汉话与黄陂腔
武汉话俗称“汉腔”，是中原地区一种独特的地方语言，讲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清脆悦耳。外地人听了好懂，也好模仿。有人戏说建国初武汉话差点确定为国语。
武汉话与黄陂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人与黄陂人有难以割舍的情结。由于武汉特别是汉口的黄陂人较多，满街都可以听到黄陂话。那浓重的方音充满了乡土气息，黄孝人听了感到亲切，汉口人听了觉得有趣。在汉口的黄陂人既会讲汉腔，也会打“土锣”（说黄陂话），地道的汉口人也会“别”黄陂腔，作为一种调侃。
武汉人所欣赏的楚剧由于是由黄孝花鼓戏演变而来的，当然使用黄陂话，而湖北大鼓、湖北相声、湖北评书里也不时要插点黄陂话，以加强气氛。武汉当今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何祚欢、湖北大鼓表演艺术家张明智、笑星田克兢，只要往台上一站，口里的黄陂话就溜出来了，加上精湛的表演，台下的观众就笑弯了腰，再大的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武汉人开玩笑，也爱学一两句黄陂话。黄陂话给武汉人的生活增添了喜剧色彩和幽默情调。
（四）黄孝河的形成与变迁
明朝中叶的汉口常遭水患，每逢夏秋之际，一片汪洋。崇祯八年（1635年），袁公堤（今长堤街）筑成后，堤外渡桥东北方向有一较大的湖淌，淌淌相连，四季不干涸，人称“十八淌子”。从黄陂、孝感来汉口的人，大多乘船从府河顺流而下，经“十八淌子”穿过其中的连通港，到达汉口中心的土垱码头。有一首描写亲友送别的《竹枝词》：
土荡临歧即灞桥，不曾离别迹魂消。青青惯送朝天客，也向风尘折瘦腰。
行船所经的“十八淌子”，宽窄不一，窄处两舟仅能相擦而过，水浅时还要以人力拉纤才能通行。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汉口更趋繁荣，往返于黄孝与汉口的船只更加多起来。人们便扩宽了“十八淌子”之间的连通港，进而形成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因通往黄陂、孝感，人们便称它为“黄孝河”。
黄孝河形成后，两岸垂柳成荫，河水清澈见底。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围垦后湖，兴建“张公堤”，并在黄孝河上游的岱家山建一排水闸。从此，黄孝河的出水口被长堤阻断，加之湖泊被围垦造地，河道流量又受到限制；更因京汉铁路汉口至信阳段建成通车，往来的黄孝人改水路为铁路，因而黄孝河渐成小小的沟渠。
随着汉口城区的不断扩大，大量的工业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排入河中，致使河道淤塞，河水发臭，成为害河。198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治理黄孝河，1985年动工，四年后竣工。如今黄孝河早已成为地下排水箱涵，其上已是繁华的建设大道和黄孝河路。
三、从汉口走向全国
黄陂人进入汉口后，按照各自行业自然形成帮派，拓展势力。后来，很多行业以汉口为立足地，沿长江东下闯码头。故在上海又形成了黄陂人聚居的黄陂路。特别是建国初期，在上海的码头工人中，有不少黄陂人，他们都是从汉口来到上海滩的。当时沿江城市大都有黄陂人的聚居地点。如南京下关有黄陂人开设的板鸭店，芜湖鹅卵石路有黄陂人开的皮毛店。安庆大西门外有黄陂人开的作坊：钉秤的、制麻袋的，整条街几乎都是黄陂人。由于商业活动不断扩大，黄陂人走向四面八方，形成了“无陂不成镇”的格局。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