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我们仨

汪国真说：只是相思情太浓，仅用相识意太淡，友情是相知，味甘境又远。我们仨相逢于一九九0年，我们仨都姓张，在我1989年12月参加工作后的两年里，我们仨先后都在城关镇司法所工作了十余年，那时的我们仨二十出头，青春洋溢，各美其美，同司共济。

十九岁的我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城关镇司法所，位于老城里的镇政府（那时感觉是大院，现已成前川城管中队了）中一栋唯一四层办公楼的一楼第二间办公室，木门上方挂着个红字的小牌子“司法所”，路过的第一个门“民政室”，前一个“信访室”，我不安地环顾了一下，胆怯地跟在父亲身后，父亲向四十多岁的游所长介绍了我，这位军人出身的叔字辈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嗓音十分洪亮，五官也很端正，穿着整洁的退伍军装，眼睛很大而且炯炯有神，他让父亲先回去，说丫头在这上班就放心吧！我忐忑地留下，偷偷地看下父亲远去的背景，心想，我这是要独立工作了吗，爸爸……

办公室里有三张桌椅，二十来平方，白蓝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颜色不一的办公桌椅，游所长在进门右边第一张，顺着门放着一张近两米长长条靠背椅，第二张是老梅同志的办公桌，我被安排在他们身后第三张办公桌前，我慌张地不知该干什么，老游同志说你先看看书报资料熟悉一下吧，慢慢适应工作，我赶紧点头称是。我看到斑驳的柜子旁堆着许多报刊，小版对开的，我随手拿起一张《武汉法制报》红色的字迹映入我的眼帘，这时约摸四十来多的老梅回头看着我说：“这报纸是我们司法所的宣传工具，以后就交给你了，今天我把你带着送一趟，你要记住全镇所有的订户，一个礼拜送一期，这个本子上记着订户的份数与单位或家庭地址，你先看看熟悉下，我们再去跑一趟。”我不安地看着那个小本，红色塑料封皮的工作笔记上是老梅和游所长手写的订户名称、地址和份数的记载，这么多啊，近百个单位，几址户家庭，千余份报纸，每周一趟，妈呀，好吓人！此时游所长微笑而严肃地对我说：“小张，我们正在开始进行‘二五’普法，这份报纸是武汉市司法局主办的，目前是向老百姓普及法律知识的最主要宣传品，你知道自己的责任了吧，光荣哈，我和老梅送了几年了，现在交给你了，相信老张的丫头能拿得下，哈哈哈……”一阵爽朗的笑声稍虚拂平了我紧张畏难的恐惧。于是在三十四年前的那个冬日的上午，老梅骑着三八大杠自行车，后架上绑着一尺多高的报纸，我骑着车紧跟其后，开始穿行于城关镇大街小巷八年多送报历程。

在那风雨无阻的八年里，在曾经暗自落泪的忧伤里，磨砺了我的意志，让我懂得了人生的艰辛与不易，工作的艰难与苦乐，人民巷一位老年订户的每周期盼的眼神与温暖的话语使我有勇气坚持下去，当年的经历显然已是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我感恩曾经的过往，工作中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于是第二、三年分别来了另外两位张姓美女，她们同样是家里的老幺，同样是出身于干部家庭，同样漂亮活泼善良而坚韧，我们仨那十年有着纯洁的友谊与纯粹的同事之情，在短暂的人生中十年弹指一挥，而那份情谊终身难忘。

我们仨分工合作，把六个人的办公室布置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马赛克地面常常被我们仨洗得洁白如新，别看最小个子的华，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她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微黄而蓬松的短发，干练又沉着，我们每周做大扫除时，她总是敏捷地爬到门窗高处把玻璃擦得干净通透，有几年，县里卫生大检查，甚至戴着白手套来查我们办公楼卫生，而我们办公室在我们仨的精细打扫下总能顺利过关，在镇机关院里也倍受大家夸赞。年龄最小的艺是位退伍军人，长得最漂亮了，家中上有四个姐姐，没有一丝骄气，我们仨在一起都从不叫苦，有的只是愉快地回忆与乐趣。我们从县司法局用自行车拉回报纸，在办公室分拣好，然后分成三份，我们仨各跑一条线路，常常半天就能送完，约五年后我们仨相继成家了，接着我们仨都怀孕了，那一年我们仨挺着孕肚步行送《武汉法制报》，当人们投来异样的眼光时，我们仨还是坚定而自信地奔走在城关镇的大街小巷，偶尔也遇过故意刁难我们的订户，说份数少了，送的楼层不对等等，我们仨都含笑解释，妥善化解，那时的小镇上，我们仨成了一道风景，老所长挤出办公经费为我们仨配了自行车，我们仨各自都骑坏了几辆，有的是停在路边上楼去送报时被偷了，这更坚定了我们仨送《武汉法制报》宣传法律的决心，普法之路，任重道远！

在老镇老油厂这条老街上，我们仨经历着成长的过往，我们在街上寻觅美食，美味无语伦比的热干面至今难忘，我们在这条街上搜获美装靓鞋，我们就是这条街上的一道风景。直至一九九八年抗洪期间，因工作需要我们仨分开了，华继续留在司法所，我和艺调到了局里，此后二十多年，很少三人同时相聚，然而工作中结下的友情无法抹去，不仅不淡忘，反而更清晰……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大考，在这个猛然由春一步跨入初夏的春早，有如我们仨的人生注定是经历了无数个冬季的沉默和蛰伏，忍受了冰天雪地的冷寂和荒芜，把繁华看透，把寂寞坐断，把枯寂尝遍。熬过最严寒的冬，我们仨一定能拥抱温风和煦的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