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花炮一炸，炸得满地的碎屑，在下过微雨的泥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爷爷拿竹笤帚扫过，湿润的新扫开的泥地像刚洗过脸的面颊，也像这即将要开始的崭新的一年。
我在村北头疯跑，发泄着我的兴奋，新衣服，压岁钱，随之而来的走马灯似的亲戚和好吃的，这份热闹和快乐，是一个乡村孩子一年所见的总和还有富余。我从村边那条古道上跑过，跑过翠翠姐家，跑过咏凤姨家，跑过我的小伙伴安华家，绕过屋门前的那棵大柳树，跑进堂屋，看到屋子里坐了一位年轻的叔叔。
奶奶在屋门前筛炒过的花生，她要把那些颗粒不够饱满的筛出来。那位叔叔坐在另一边，他们并没有说话。我凑过去，俯在奶奶耳边问，大，那个人是谁？
明明。奶奶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小声，她大声回答，然后推开我，说，过去玩过去玩，灰大。
外面的热闹吸引不了我了，我一直在堂屋里转，磨磨唧唧，用一个孩子自以为隐蔽却异常直露的眼神打量着这位来客。我知道，他是我爷爷二弟的孩子，在江岸车辆厂当工人的明明叔叔。
在我的老家，一般大年三十是不到亲戚家拜年的，都是本家之间走一走，大孩子领着小孩子在各个本家走一圈，然后接回来一堆花生、糖果、红薯片之类的东西，荷包都装不下，用衣襟兜着。这位叔叔住汉口，却大年三十来拜年，但偏偏爷爷和妈妈去村南头贺喜了，奶奶显然没有顾及到来客的感受，只顾自己忙自己的。我看着这位叔叔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脸上有焦急吗？还好。但他脸上有愉悦和自洽吗？那显然也不是，有一点尴尬，但他也并不找话来说，逗逗小猫小狗，或者自己起身去院子里转转。
大概坐够了，他终于站起身来，说了句，大妈，我去高家转转。高家村是他舅舅家。奶奶还想留他吃饭，但他稍作推辞，还是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会看到各位叔叔登门来拜年。许家的亲戚最多，大姑奶奶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都已成家立业，相约着一起来，一桌子都坐不下。由二叔打头，一脚跨进屋来，便把屋子占满了。二叔高大魁伟，声音在宽厚的胸腔里轰鸣，所以显得格外洪亮，他一进屋，便“舅娘舅娘”地喊着，惹得奶奶一脸笑。二叔走到哪里都是独一无二的男主角，大家都围着他，听他说听他笑，听他开别人的玩笑。
三叔比二叔还高，成天黑着一张黑脸，不怎么说话，但一说话就像他的身板那样，钢筋铁骨，砸死人。四叔是大姑奶奶家的幺儿子，所以生得聪明活泼，幽默诙谐，他留着两撇小胡子，长得就像当时电视剧里的李寻欢……还有堂姑奶奶家的三个儿子，河，生，圆……他们都是热闹的人，都能在任何时候用大嗓门抢占话语权，就像麻将牌，一丢下池子，必定会碰得其他的牌噼啪作响，紧接着，下家喊到，吃！碰！杠！和啦……好不热闹。
就连明明叔的弟弟，自诩在汉口出生的汉口伢，也能踱着方步，加入这咋咋呼呼的队伍，被他们奚落，也奚落他们，从而找到一份认同与快活。
但明明叔叔不，他不跟他们一堆热闹，他们不开他的玩笑，他也不跟他们说笑，他是热闹里的清静人。
他喜欢跟爷爷坐一块儿，哪怕不说话，遇到春播秋收的时节，还跟爷爷一块下地。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映照出一幅画面，在夕阳的余晖里，一条白的土路从田野中蜿蜒而来，明明叔叔和爷爷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尽头，由两个小点，慢慢变大，及至走到不远处。因为光影变暗而显现出墨绿色的山峦，松树和田野是一幅静默无言的背景。他们敞着棉袄，背着农具，在满天的云霞中，慢慢踱回家来。到了家门口，明明叔叔先放下自己手中的农具，帮爷爷把农具从肩上卸下来，再拿来毛巾给爷爷掸头上肩上的灰。
又过了很多年，爷爷去世了，那些他疼爱和偏爱的外甥子侄都回来了，第三天，把爷爷送去了殡仪馆，执事们在底下小声议论，爷爷没有儿子，就让长孙子抱骨灰盒吧。在一边闲谈的人们听到了，也只是轻轻叹息一声，只能默认这个还算合理的安排。我们等在那个窗口，谁都没有说话，但等骨灰一出来，明明叔叔便上前一步，说了声，我来抱吧，然后抱起骨灰就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
所有的深情和承诺，都被明明叔叔化成了最简单的几个字。
不是应该还有一番演说吗？深明大义，慷慨激昂，把所有人的眼泪和目光都集中到一起，再做出英雄壮举。但明明叔叔只是像阿Q一样，连手都没挥一挥。
后来，我也加入了往返于故乡与汉口的大军之中，又有很多次在车上遇到明明叔叔，我给他们把票买了，叔叔淡淡一笑，没有跟我抢。我跟他说，我原以为送别爷爷是送别一个温良恭俭的时代，再回头来看，其实不然。
喻之之，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鲁院32届学员，第七届青创会代表，武汉作协驻会副主席。已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数十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转载，文字有被收入各种选本。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十一分爱》（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迷失的夏天》《白露行》。分别有作品获屈原文艺奖、梁斌小说奖、延安文学奖。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