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边一家面馆里在打糍粑。
搬来县城十年，卖糍粑的见得不少，打糍粑却是头一回见。
记忆中打糍粑的日子总是阴雨天，并不是特意挑选的，实在是腊月里晴天太少。打糍粑需要排队，我便多了一项任务：不时去打探进度。天阴冷，路湿滑，有时还有整天不散的寒雾，可打糍粑的人家里却是热气腾腾。刚出甑的白糯米饭，冒着腾腾的热气，打糍粑的人脱掉棉袄还额上见汗，浑身也冒着腾腾的热气。只要有人进门，主人就会热情地招呼“吃点糯米饭”。一般人都会谢绝，也有一口气吃一碗红糖糯米饭的。
根据我的报告，父亲会适时把洗净沥干的糯米倒进甑里。木甑立在加了水的铁锅里。烧火之前，父亲用反复清洗过的抹布和帐纱布，在甑的底部仔细地围一圈，把木与铁之间细小的缝隙堵上，阻止蒸汽从这里逃逸。甑的顶部在盖上木盖之前，先包上一层帐纱布和一层透明塑料布。据说这样熟得快些。
父亲点着火，用小柴把火烧旺，再往火上架大柴，等大柴烧着了，便指派我看火，嘱咐我不时填点小柴进去，别让火熄了。我当然知道火熄了的严重后果——糯米蒸不熟。虽然糯米是自家种的，但因为产量低，每年只种几分田，够打糍粑和汤圆就行了。如果一甑糯米蒸夹生了，就意味着今年的糍粑打不成，自家没吃的不打紧，最要紧的是没有送人的。我心里虽一百个不愿意，也不敢偷跑出去半步。
厨房里很安静。灶膛里的火熊熊地燃烧着，我紧盯着甑顶，盼着快点“上气”。偶尔烧到树节，灶膛里会传出“噼剥”声。声音并不大，在寂静处却有着惊雷般的效果，常常把出神的我惊醒。父亲间或也会进来查看火势，往灶膛里添几根大柴。
“上气”并不等于蒸熟。我很早便明白这个道理，但仍然会在发现第一缕蒸汽逸出时，借机跑出厨房到堂屋里找父亲。我在厨房里呆得实在无聊又寂寞。父亲往往在做准备工作，并不停下手中的活，只是说“还要蒸”。我便回到厨房，重坐到灶下的小凳上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没有懊恼，只有放风后的愉悦。
蒸汽越来越多，在木甑顶部聚集。那时我还没见过云雾缭绕的山顶，在我贫乏的想象里，只有从课本上见过的白雪皑皑的富士山顶。然后，蒸汽弥漫开来，父亲走进来的身影变得模糊。接着，我被允许离开。视线回归清晰，厨房仿佛失了火，黑布瓦屋顶的沟楞被烟雾填满，窗口涌出的白色烟雾多而急，飘过空荡潮湿的树枝，消散不见。
“砥宕”进了堂屋，预示着打糍粑正式开始。“砥宕”很重，需绑了绳子，由两个壮实男子用扁担抬。“砥宕”像一个巨大的碗，是打磨得方方正正的大麻石中间被剜去一块。
虽然“砥宕”里面看上去油光水滑，但父亲照例会在“砥宕”四壁和底部抹上菜油，再用脸盆把蒸好的糯米饭盛出来倒进去，早已等候在一旁的两个壮劳力便舞起手中的木棒开始打糍粑。中途累了，会有人换班。
看着他们一下一下地把木棒捣进洁白的糯米饭里，我觉得打糍粑实在太简单了，只要有力气就行。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时间、力度都有要求，还要配合。两根木棒虽是此起彼伏，但一定是捣的同一处，不能各自为政。也不能一直盯着一个地方捣，所以他们边打糍粑边围着“砥宕”转，像跳着某种舞蹈。
打糍粑的时候，父亲并没有闲着。他手执一块湿毛巾，守在“砥宕”旁边，眼疾手快地把快要从“砥宕”里溢出来的糯米饭堵回去，不允许它们被浪费。眼瞅着快打好了，他飞快地揪下一团递给我。他知道我稀罕热糍粑。这个时候，糍粑还很烫手，我往里面包红糖时，不得不两只手倒过来倒过去。
糍粑打好了，两个壮劳力一起发力，凭借两根木棒，把一团软乎乎的热气腾腾的糍粑从“砥宕”里抬出来放到方桌上的簸箕里。父亲手执湿毛巾，用力按压热糍粑团，赶在它变冷之前，抻成一张又圆又大的“薄饼”。
冷却之后，糍粑变得很硬，为了便于携带，父亲会用心用力把它们切得方方正正，瓷砖大小，边角则切成小长条。方正的送人，边角自己吃。
糍粑有很多种吃法，煮、炸、烤……我喜欢烤糍粑。寒冷安静的夜晚，我们兄妹写作业，就着煤炉子烤火。父亲把火钳叉开，搁在炉火上，放上三条糍粑。慢慢就有香气钻入鼻孔。我抵不住诱惑，偷眼看糍粑，已经膨大了，某个地方鼓起来，像一个包，“嗞”的一声，包涨破了，放出一股热气，又瘪下去。父亲把糍粑翻个面，继续烤，直到每个面都微焦泛黄。我们一人一条吃得满口生香，父亲则忙着给煤炉子上坐水。
不记得是哪一年，村里有人买了打糍粑的机器，我再没吃过包着红糖的热糍粑；后来，父亲走了，喷香的烤糍粑也多年没吃到了。现在，又有人开始手工打糍粑了，过去的日子还能回来吗？
彭丽丽，湖北省作协会员。有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芳草》《湖南文学》《湖北文化》《湖北日报》《辽河》。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