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病，在镇卫生院住了一天院。出院时，母亲决定去住在街上的大姐家吃个午饭，顺便看看大姐新装修的家。哥哥开车，带着父亲和母亲前往。在大姐家门口，他们意外地碰到了从大姐家门口路过的唐叔。
还在老屋住着的时候，唐叔家和我们家是隔一个屋的邻居。我家在湾子中间的巷子里，唐叔家在西边巷子里。两条巷子间有地主的大屋拆得只剩门楼的走道，我们家住的，是地主的偏厦。每次吃饭的时候，走道旁的树荫下，就是除了湾子前面塘驳沿之外又一处聚集地。一日三餐里，家长里短中，我家和唐叔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母亲请唐叔坐下，得知唐叔家的利文姨在家，马上指派哥哥去他们家把她接过来，老姊妹说说话。唐叔家也老早从湾里搬到街上了，在中学外面的集资楼里，离大姐家不过一百多米。两年前，利文姨生了一场大病，走路不太利索，虽然离得不远，途中有个坡，母亲让哥哥去接放心些。
利文姨一进门，就紧紧拉住母亲的手，一个劲地说：张家（gā）妈（母亲姓张，她比着孩子叫母亲张家妈，母亲也比着我们叫她利文姨），我现在走路不方便，再不能经常回湾里去看看了。略显伤感的话语，让母亲和利文姨的眼眶都忍了一盈泪。母亲让她坐下，她却掏出一百块钱，塞给母亲。母亲坚决推辞，利文姨却说，你拿着，我没有买什么东西看看你。拿着，我不能扯的（没力气拉扯），不能扯的。看着站得不太稳当的利文姨，母亲没有再推辞，收下了钱。
利文姨和母亲如娘家亲姊妹般的情谊，缘自多年前的一筛子萝卜干。
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叔在我们大队办的学校教书。母亲说，在缺吃少喝的年代，家家都没有多少存着的食物。就是菜吧，天天忙着出工，也没有多少时间在自留地里种。唐叔在学校，更没有时间种菜，而初为人妇的利文姨，还没有适应远离娘家的生活。那时候蔬菜品种少，种菜的人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新鲜菜肴。到利文姨坐月子的时候，家里只有咸菜下饭。吃这些，孩子哪能有奶水喝啊？母亲看了不忍心，把自家年前蒸晒的萝卜干装了一竹筛，送给了月子里的利文姨。
萝卜干泡发后烧五花肉，现在是一道可口的农家菜。那时候，肉末都看不见，但是，泡发后的萝卜干，毕竟有了新鲜菜的味道，让利文姨度过了艰难的月子期，也让孩子有了奶水。利文姨和唐叔经常说，母亲就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
一竹筛萝卜干，根本算不了什么，却让唐叔他们一家人念念不忘。有一次利文姨又在和母亲念叨这件事，唐叔的儿子小丹正吃着油条，年幼的他觉得油条太好吃了，既然张家妈救了妈妈和姐姐，那就买一担油条送给她呀。幼稚的话把利文姨和母亲逗得哈哈大笑，记住的，却是他和家人一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品性。
自此以后，利文姨知道，张家妈是值得信赖的人，家里大事小事，都愿意跟张家妈说说。我的父母，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分田到户后，唐叔已经调去了长堰中学，离家更远了，关于田地的事，父亲更是不遗余力地帮着张罗。
种田也有技术活，唐叔毕竟是一介书生，有些活他是做不来的。稻子抢收进来后，是没有功夫马上打谷（脱粒）的，需要码成谷垛。将草头（谷捆子）稻穗朝内，稻秆朝外堆放，围成一圈，逐层码放。随着谷垛越码越高，不会码放的人总有那么几只草头滑出去了，如果任由它继续滑，再码下去，谷垛就会倒掉。唐叔家的谷垛，从来都是父亲帮着堆。
在农村，妇女都是和男将一样挑草头的。谷垛越堆越高，需要将一只木梯搭在谷垛上，一手扶着木梯，一手扶着沉重的草头担子，一步一步登上草垛。这个活，利文姨也是做不来的。每次，都是父亲从谷垛上下来，接过她的担子挑上去。
等到唐叔家打谷的时候，父母更是不需要特别打招呼。堆稻草的时候，自然也是父亲。脱了粒的稻草捆成一提，要将朝外的一面用手臂捋进来压住。干枯的稻叶往往将手臂划出无数条小口子，红肿如火烧一般，父亲从来不抱怨。
我们家需要人搭把手的时候，利文姨也会主动帮忙。要插秧了，利文姨从来不要人喊，总是早早地直接去我们家的田里。我家姊妹多，插秧不是问题，她总是带着自家的秧马去帮着扯秧。要打谷了，她也是带着羊叉直接去稻场，抖谷，翻叉，从来不会借故躲懒。
不光是照顾利文姨，和我们家一墙之隔的友香孃孃，当家的帮其叔叔是大队的采购，经常出差，家里犁田打耙的事基本是请父亲帮着做。听母亲说，前几年，友香孃孃的小儿子军军回湾里，特意去我家看望了两位老人，塞给母亲几百元钱，说：大妈，从前大伯经常帮我们家做事，我都记得！
一句记得，就让母亲特别满足！
在农村，邻里的帮助从来是发自内心、不计后果的。文革时期，唐叔的母亲，我们称为罗大（奶奶）的人，一次和湾里人产生口角，因为她娘家地主家庭的成分，红卫兵小将拿了绳索要捆她去游行。罗大住在地主的厢房里，就在我们家偏厦的旁边。听到响动，父亲跑出来，抢过红卫兵的绳子仍在地上，不准他们捆人。那时候的红卫兵怕谁？拿起绳子反倒要捆父亲，还只有三十多岁的母亲奔出来，扯着嗓子喊：有人要捆共产党员了啊！共产党员被人捆了啊！父亲根正苗红并且是党员，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这是最好的保护伞。红卫兵不敢担捆共产党员的责，只得作罢。
等到我去长堰中学读初中的时候，唐叔自然特别关心我的学习。可能觉得我还是读书的料，到初二的时候，建议父母让我留一级，使我的成绩稳定在了前几名。中考前的黄陂一中优录，我本来有资格参加，被别班比较厉害的班主任以女生到底不如男生为由抢去了指标，唐叔亲自做我的工作，让我别灰心。（题外话：那一年的优录，长堰中学0录取，被一些刻薄的学生称为“一窝寡鸡蛋”。一直记得，或许是我小心眼，或许我真的受到了伤害。）
中考前，分析学校，填报志愿，都是唐叔帮我决策的。也许觉得我还有潜力，让我填报高中，师范优先录取，高中和中专都可另外填报。中考的时候，我考了全校第三的成绩，唐叔骑着自行车跑回湾里，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父母这个消息。
等到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唐叔说，他最先就看我的，发现没有，马上骑上自行车去教育组查找。找到了，拿着通知书，又骑车送回湾里。在我家门口，唐叔像自己的孩子考取了一样高兴。在七月的骄阳下到处奔波，早已让他汗流浃背。此时，他坐在树荫下，一手端着母亲用搪瓷杯装的开水，一手揩去额头的汗水，兴奋地讲着找通知书的过程，那个场景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
没有唐叔的关照，也许我就没有如今的安逸。
随着日子越过越好，我家和唐叔家都没有再种田了。但是，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还在。每次利文姨回湾里做客，或者和唐叔一起回去玩，都要去看看父母。每次去，她都像回娘家的女儿，悄悄塞给母亲一张钞票。
就像今天这样，她自己还没完全康复，要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却仍然不忘带一百块钱给母亲。
在大姐的饭桌旁，利文姨和母亲分享着孩子们的孝顺：周日，住在城里的孩子总会回来看看他们。孩子们有时去爬山，去摘野山楂，砍藤条，怕他们寂寞，偶尔也带上他们。唐叔身手敏捷，能和孩子们一起行动，利文姨不能走山路，就让她在旁边看着。
“他们就把我放在山顶上，张家妈，你说这些小畜生们。”利文姨嘴里骂着，眼里却满是溢出来的幸福。
唐代学者元结有诗曰：“我尝有匮乏，邻里能相分。我尝有不安，邻里能相存”。像唐叔家和我父母那样，延续几十年的邻里深情，无私的相携帮扶，是最淳朴的乡邻，是超越了血缘的牵挂。
那，也是让所有中国人骄傲的五千年文明浸润的美德。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