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轮的石磨吱吱呀呀，磨出了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磨出了满池荷香，满树蝉鸣；磨出了大雁南飞，稻穗低头；等到它磨出漫天飘飘的雪花时，也磨出了年的味道……
可是，时间这个推手啊，在周而复始的轮回中，却磨出了人间烟火中不一样的年味。
年是什么味道的呢？在乡村更能找到答案。
一味苦
父辈们的年味是苦的。听父亲讲过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难忘的年。祖父去世早，祖母带着他们兄妹艰难度日。那一年除夕将至，家里却没有钱准备年夜饭，祖母却不太着急：叔父是工人。有一个国家的人，单位里怎么样都会分一点过年的东西吧？腊月二十九，一家人眼巴巴盼着的叔父回来了。由于天气寒冷，叔父是袖着手进的门，在沉沉的暮色中，并没有看到叔父提着什么年货。祖母失望至极，结结巴巴地说：“伢嘞，单位里也冇分一点么东西啊？”叔父看着指望他的一家人，低下头，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只分了二两肉。”二两肉用一张油纸包着，被叔父紧紧捏在手上，袖在袖子里。二两肉！我不知道祖母是怎样烹制这二两肉的，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给几个孩子分配这二两肉的。但是，我一定知道，面对这仅有的二两肉，祖母是不会尝一点点的！
每每讲到这个事，刚强的父亲总是湿了眼眶……
父亲经常说，年关年关，对穷人来说，过年就是过关呢。那时候的年，尝到的就是苦，生活的艰辛，生存的艰苦！
二味酸
到我出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日三餐有吃的，也仅仅是有，谈不上吃饱。那时候，过年能吃上一点炒花生、炒瓜子，一点米泡（米花）和母亲做的糖果，就是小孩子的美味。
花生只能靠生产队分配，我们家大约能分到七、八斤。分回来的花生，只能吃母亲挑出来的瘪的、破的，品相完好的花生，立马被父亲束之高阁——吊在屋梁上。既防老鼠，也防嘴馋的孩子。
瓜子通常是南瓜子，往往是母亲煮南瓜的时候，把里面的子留下来，让我们姊妹淘洗干净，晒干保存。一个秋天的南瓜吃下来，也能收集一、二斤瓜子。
最难的是米泡，如果没有多余的米，就不能爆米花，也做不了糖果。而我们家从来不缺！能干的母亲，从生产队分回粮食（通常是稻谷）的第一时间，就计划好每次加工（碾米）的斤两，那是一定要过称的，不能估计。每一月的米称好后，再用一个搪瓷杯量一下，计算出每天的分量。每天打米做饭的时候，母亲总在打好的米里抓一点出来，放在一个空坛子里（通常是农村人嘴里的榨菜坛子，大约是合作社卖完榨菜的空坛子）。母亲，这是在为我们姊妹几个过年的美食做准备。
一进腊月，年的味道就开始在乡村间飘荡。首先是细米换糖的小贩开始在村子里吆喝，母亲也换好几块板糖准备攒糖果。不久，爆米花（农村叫炸米泡）的匠人也开始挑着担子走村串户。这种一头挑着米花机，一头挑着爆米花所需的煤炭的人的形象，成了我们童年美好的期盼。终于，我们盼来了爆米花的人。米花机通常设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们姊妹几个早早拿上母亲准备好的大米和装米泡的塑料袋，去那里排队。如果队伍过长，姊妹几个还要轮流回去吃饭。队伍中多数是炸米泡的，也有少数条件好的，做了年糕，这个时候也拿来炸。年糕用米花机炸出来，比现在的薯片好吃多了。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孩子众多的家庭来说，能从口粮中省出炸米泡的米就不错了，年糕只是奢望。
“嗵”的一声，谁家的米泡炸好了，一股米香弥漫开来。主人赶紧拿上准备好的袋子，帮着师父将米泡从米花机的大布袋里倒出来。淳朴的乡里人提着装了米泡的袋子，逐一让在场的人品尝，品尝的人绝不多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礼让，是农村人的修养。也就是在那样的情景下，让我尝到了年糕的味道：那种稻香，那种舌尖上的软糯，还有咬下时那“咯嘣”的脆响，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中……
炸好了米泡，母亲留下一小袋给我们解馋，一大袋是要收起来大年三十攒糖果的。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准备第二天的年饭。没有钱买猪肉，自己养的鸡还是会杀一只的；生产队分的鱼，也能有那么一、二条，年饭桌上也会做一条。看似还丰盛的年饭，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近乎空白——
为了让吃进去的鸡汤不至于马上在跑跳中消耗掉（据说这样才能把营养更多的吸收），乡村的年饭经常是天没亮就开始吃，孩子们在迷迷糊糊中喝了汤，吃了年饭，等到终于不迷糊了，鸡汤已经如风卷残云，所剩无几了！而桌上的鱼，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那是“听话的”，不能动。其实是穷人为留菜待客而形成的传统。
唯一留下温馨记忆的，是大年三十的晚上。
母亲早早吃完晚饭，将灶台收拾干净，就开始准备过年的美食。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传统。之所以在三十的晚上才准备，也是因为能准备的东西实在只有那么一点，如果做早了，恐怕不到过年就被家里的孩子偷吃完了。
先是炒花生和南瓜子。大姐成了母亲的帮手，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火候。我们几姊妹在灶房里穿来穿去，不时把手伸到锅里去抓几颗花生或几粒瓜子，烫手的花生或瓜子就在两个手掌上倒来倒去。这时候，母亲是不会责骂我们的，只会说：喉咙里都伸出手来了，一哈都等不了！等炒完了这些，将它们分别放在竹筛子里摊凉，就准备攒糖果了。
母亲先将炸好的米泡再在锅里炒一遍，炒过的米泡更焦脆，攒的糖果才好吃。农村一般是双灶，母亲事先就把后面的锅里放半锅水，水上面搁一个放了板塘的铁盆，这叫化糖，让重达二、三斤的板塘熔化在铁盆里。前面锅里炒完花生瓜子，后面锅里的糖也熔化了。母亲再来炒米泡，炒好一锅，就将后面铁盆里的糖舀上几勺，倒入米泡中，快速翻动，等到糖均匀地混在米泡中，就用手将米泡抟成一个个的球状，糖果就做好了。攒完一锅，再攒第二锅。攒好的糖果，稍微放一会儿，冷却后，香甜的糖果就做成了。童年记忆中，母亲做的糖果，成了最美味的回忆。我们几个孩子，都是等到母亲的糖果做好，吃过几个，才肯上床睡觉。
大年初一一起床，母亲已经把昨天做好的食品大部分收起来了，因为接下来有亲戚来拜年，不能让客人空着包回去，要有东西回包。昨天准备的东西，大部分是为这做准备的。
盼来盼去的美食，大部分是不能让孩子尽情享用的，那时候的年味儿，现在回想起来，还满是心酸！是物质匮乏的心酸，是想而不得的心酸。
三味甜
等到分田到户之后，手里有了余粮的乡下人，迅速用粮食烹出了香甜的年味儿。
一进腊月，选一个好天气，几家人约着一起打豆丝。打豆丝的米浆磨好后需要分工合作：烫豆浆的，烧火的，端豆皮的，切豆皮的，挑出去晾晒的，各司其职。母亲是烫豆浆的高手，她烫的豆皮不破、不糊。那真的是一项技术活。母亲等锅里的温度够了，左手舀上一碗米浆，迅速往锅里旋一圈，再用右手的蚌壳把浆摊平，等到一整张豆皮都熟了，立马将它揭起来。这时候端豆皮的连忙将底朝上的竹筛迎上去接住，端出去倒在案板上摊凉。摊凉了的豆皮再卷起来切成丝，担出去晾晒。每到打豆丝的时候，家里还会买上几斤肉，用五花肉炒新鲜的豆丝，加一点自家腌的酸菜，那就是我们的大餐。
接下来还会打年豆腐，打糍粑。在农村，这都是大事，是需要互相帮忙的。从前就是想打，也没有黄豆和糯米，而现在，每家每户田里种什么由自己说了算，家家户户老早就计划了这些食材，自家田里产的，想打多少打多少，那是多么让人自豪的事！一个种田的，能当庄稼的家，那也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对孩子们来说，炸米泡，攒糖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年不节的，总有那些小贩在村里晃。什么时候想吃了，就拿出米来，换糖也好，炸米泡也好，攒糖果也好，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更有一些人，过年的时候用卖余粮的钱买回商店里的糖果和糕点。那种用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包着的太妃糖、大白兔，成了孩子们的新宠；那种既有奶香又有蛋香的饼干成了孩子们的最爱。
这时候的年味啊，是浓浓的香甜！是富余的满足，是知足的快乐！
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越来越丰富，一个超市，就能囊括天南海北的食物，即使是水果。什么美国的车厘子，泰国的榴莲，空运来都是新鲜的，没有什么买不到了。可是，年的味道却越来越淡了。没有自己参与劳作的食材，让农村人对土地失去了感情；没有村人们一起制作的乐趣，让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纽带。留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的村子，成了个空壳。
年轮的石磨一圈一圈，不曾停息。可是年味，它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