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我说的白龙寺，其实是一所小学。只是三十多年来，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叫她白龙寺，习惯而已。而白龙寺村还在，并且是一个有着5000多人的大村。
孩 童 篇
说永远，是因为白龙寺已经不存在了；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她又一直存在于某些人的内心。比如我。
白龙寺小学于1996年初迁入新校，2013年合并到长堰小学。白龙寺小学从此成为历史。成了危房的原老白龙寺小学，如今已是一片废墟。让我念念不忘的，是承载了我太多回忆的老白龙寺小学。
白龙寺小学的得名源于辖区内一座始建于唐朝的白龙寺庙。这座和名冠全国的木兰山一样拥有佛、道两教的寺庙一直到明清香火都是旺盛的，文革期间连同另一个山头上的观音殿一起被毁。
改革开放后不久，白龙寺庙上竟然有人去建了两间瓦房，供起了香火。信仰真是一种说不清而又让人敬畏的东西。秉着文化传承的指导思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所在的村委、学校都改名为白龙寺。
白龙寺小学的前身，像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公社和学校一样，带一个“新”字，原新民大队的学校就叫“新民学校”。更早时候，学校叫田铺咀，是清朝时期官至山东提督军门的山下王村王正起王军门的宅院。
解放后，新政府没有资金也没有精力建造学校，很多大户人家的宅院、祠堂都成了学校。王军门的宅院也成了这个大队所在的学校，人称田铺咀。最先的学校学制几年已经无从考究，只知道文革期间破四旧，原王军门两层楼的宅院被拆除，所得的材料除了建学校，多余的木料被出售。
宅院的地基建了一些民房，新学校也在原址上重建，成了我们曾经熟悉的建筑格局，学校也改名为新民学校。学校一共有七间教室，呈反“7”字形布局。大门朝东，打开厚重的木门，大门左侧两间教室，右侧一间教室。
右侧教室的门正对着坐北朝南的四间教室的走廊，这个教室只有朝东的一侧和大门一排的那面墙有窗，显得比较暗，正因为如此，印象中这个教室也最暖和。
学校还叫新民学校的时候，这三间教室是初中三个年级，另外四间教室是小学的教室，在当时五年制小学时期，总有一个年级的学生在附近的湾村借读。可能是一年级学生太小的缘故，我印象中我们是二年级时在外村借读。
在反“7”字形的中间，隔一个露天走廊，还有很窄的四间房，一间是厨房，另三间和农村的一般小三间一样，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厢房。尽管简陋，当时的新民学校还是条件不错的学校，教师比较多，两边的厢房隔成了四间房，供四位老师居住，还有一些老师租住附近的民房。
中间堂屋就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实在太小，后来学校领导就把三年级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对换，办公室搬去了稍微宽敞的教室。一直到这个学校搬迁，办公室都在原三年级教室，没有挪动。
1977年，父母忙于在生产队挣工分，不满7岁的我进入这所小学读一年级。那时候，我已经在大队办的“育红班”（文革时期培养红色革命接班人的学前教育）读了一年。
相比较比我小的孩子，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大队的育红班好像就只招了我们那一批孩子，之后，随着文革的结束，育红班没有了，而新生的学前班还没有产生，很多农村的孩子是没有经历学前教育的。
这所在我们成年后看来委实太小的学校，那时候看起来是那么神圣而阔大。进大门处是大约半间教室的空地，直通前面的露天走廊，这，就是我们的乐园。
走廊很窄，最顶头挨着一年级教室的地方，有一个水泥乒乓球台，只能条放，横着空间不够。虽然有球台，只是偶尔有老师打一下，学生是观众，因为学生没有球拍。偶尔有人买来一个乒乓球，就用手或者书当球拍去拍一下（也有用木板自制球拍的），就这，也是奢侈的游戏，只能是和有球的人关系好才能有这样的机会。
到现在还记得堂哥曾经给过我一个瘪了的乒乓球（叔父是工人，也只有这样家庭的孩子才能买乒乓球、小人书之类的东西），欣喜若狂的我拿回家，用开水浸泡，看着瘪的地方一点点鼓起来，心里的激动无以言表。
能有球玩的时候实在是太少，所以这个地方更多时候是女生抓石子的场地，好处是平整，坏处是一场石子抓下来，最下面的小指往往就被粗糙的水泥球台磨得皮破血流了。
当时新建的学校都是瓦房，教室的前面都有内走廊，一到下雨的时候，学生们就只能在走廊里打闹，这里淋不着雨。沿着所有走廊有一条反“7”字形的排水沟，更多的同学是看着屋檐下滴滴答答落到排水沟里的雨水，希望雨快点停下来。
一年级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数学，装在母亲用布头拼接的书包里，再加上很少的练习本和铅笔，书包空空荡荡，不像现在的孩子，书包沉得都背不动。
即便只有两本书，上学不足一个星期，我的语文课本就被我弄丢了。好在有育红班的底子，没有课本的我在全班同学中成绩不输任何人，因此没有受到老师的批评，反而成了老师教训人的典型：看看人家，没有书都比你读得好。也因为老师的这句话让我特别得意，至今不忘。
可能因为成绩还好，我当了两年半的班长，三年级下学期，我这个吴同生老师眼里的“糯米菩萨”终于没有再当上班长。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两年多的班长当下来，在班长被“铦（guā）”的第一天，老师喊“上课”时，新班长忘了喊“起立”而我习惯性地喊了“起立”，立马意识到错了的我无地自容。
我的同学肯定没人记得这件事了，但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觉得那是让人倍感羞辱的一件事，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
唉！要经过多少岁月的磨砺，才能有这种云淡风轻啊！
也许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我对自己做任何事从来都不够自信。待人接物如有不妥的地方，那不是我的轻慢和不在乎，那是我的怯懦和慌张。
那时候的学校，需要自己带桌子板凳上学。我们家穷，姊妹又多，没有那么多桌椅让我们姊妹带。好在老师同学都淳朴，正好有学生带去比较大的桌子，老师就安排像我这样的学生和别人共用一张桌子，只是这样的桌子搭坐的只能坐侧面，不能正面对着讲台。
不用为桌子发愁就让人高兴了，还能挑什么呢？感激还来不及呢。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共用的是程爱章的桌子，到了三四年级，共用的是我们同湾的李志强的桌子。一间教室里，课桌椅高低错落，大小不一，是现在的学生想都想不到的。
学校里都是些野孩子，7、8岁读一年级就满嘴带渣。开学第一课，女知青老师给一年级的学生教汉语拼音，请上湾吴的吴小国起来读，吴小国同学是这样读的：ɑoe（日），iuü（日）。
女老师听了，教鞭往讲桌上一拍，生气地说：“你怎么读的？重读！”吴小国同学一害怕，接着是这样读的：ɑ（日），o（日），e（日）……
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吴小国同学经典的第一课成了很多同学难忘的记忆。
最让我难忘的老师是教我一年级数学的辜胜梅老师。辜老师租住的房间门就开在一年级教室里，教室黑板的左边上几步台阶是她的房门，黑板右边的角落就是她的厨房，堆放着土灶、水桶、砧板、柴草之类的东西。我们经常可以一边上课，一边看着辜老师进进出出地忙碌着。这种格局拿在现在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辜老师是个大嗓门，也是个急性子。记得辜老师，是记得她对我的好。那时候，穷人家的孩子多，父母关注孩子也少一些。有一天上完课之后，我们在做作业，辜老师就去灶台烧了一锅水。
等水烧好了，辜老师把我叫出来，一边解开我缠头发的皮筋，一边大喇喇地说：“留这么长的头发干什么？乱蓬蓬的，刘海都扫到眼睛里去了。”一边不由分说地把我按在脸盆里给我洗头，洗了头也不问我的意见就帮我把头发剪短了。
辜老师，她剪去了我的长发，却在我心里永远播下了绵长的爱的种子。辜老师，谢谢您！
在新民学校，学习的事记得不多，反倒是教音乐的两个老师印象很深。在那样的年代，哪有什么音乐老师啊！大约是读三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个师范毕业的老师，这样才有了一节不太走调的音乐课。
老师是翁旺珍老师，教的是《卖报歌》。那一天，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课，所有的学生都学得那么带劲，唱得那么投入。可惜她不是我们的音乐老师，是在别人的撺掇下教我们唱了一首歌，并且很快她就调走了，所以一首《卖报歌》成了小学记忆的永恒。
另一个是右手残疾的吴龙恒老师，天资聪颖的吴老师能识简谱，他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背来一张靠背椅，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盘上山顶的汽车哟，你停一停，开车的金珠玛米哟，你等一等”，可能是学唱歌的时候太少，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到现在我还能把它完整地唱下来。
吴老师爱打牌，又怕老婆，在那个工资很低的年代，总在为钱扯皮。现在老师的工资不再低了，可惜吴老师已经去世了。
到我读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严厉而又认真的连昌庆老师。痛恨他的严厉，他教过的学生给他取了个外号：庆庆。读法是黄陂话里蛐蛐的谐音。
我对连老师没有什么坏的印象，只记得那时候为了能多几个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他可是没少操心。到了考试前的5、6月份，像我们那几个他认为成绩不错的学生，在新课上完后都可以出教室自由复习。
这应该属于那个年代另类的因材施教吧？而我们，并不是像他期待的那样安心复习功课，只是避开他凌厉的目光，在村子里找一个有树荫的石板搭的猪圈，爬到上面，一边乘凉一边聊天，玩得更舒心而已。
1982年，长堰中学（原老八中）停止招收高中生，改为长堰公社的重点初中。而在这之前，长堰中学是高中学校，初中的重点中学在新华中学。那一年的小考，新民学校的小升初有7个人考入了长堰中学。他们是陈淑华、程春章、王喜才、彭小红、李凯峰、堂哥李鹏飞和我。
我们一个湾就考取了三个人，那时候的火烧桥湾，是全新民大队公认的书香湾。
那时候，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现在，这7个人除了我还在黄陂混，其他同学都在大城市定居。
在新民读小学的时候，还有一件很多同学都忘不了的事。出学校大门，左边是一个陡坡，前面不远就是一条水渠，到学校门口还形成一个不小的水湾，学生们踢毽子、跳房子的地方实在太小。大约是1979年，当时的校长周贵清（我的数学老师）决定挖下左边的高坡填起前面的水湾，平整出一个操场。
那时候这些劳动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在开挖的过程中挖到了一个古墓，挖出了一批陪葬的金银首饰，农村的孩子没有谁害怕，反而一阵哄抢。过后自然是都上交了，当然肯定有一些损毁。
我们村的书记就说，他和他堂弟抢到了一个珠子样的东西，拿石头砸开，里面尽是水。现在看来，他们毁掉的可能是夜明珠。据说那个墓是王军门某个姨太太的。尽管如此，我们每天出入学校并没有感到多害怕。
去长堰中学后，关于新民学校，我比长堰中学更关注。有一次，几所中学举行篮球比赛，我暗暗为我的新民学校加油，最终，新民学校的球队夺得冠军，打败了长堰中学、新华中学这样的大学校，很多人说是“小石头打破了大缸”，这也让我骄傲了很久。
在长堰中学，初二的时候我留了一级。那时候的我，读书其实不太用心。初一还能在班上前二十名，到了初二就掉到了四十名之外！我们湾在长堰中学教书的李邦基老师（在湾里我们叫他唐叔）建议我父母让我留一级。
再一个初二读下来，我的成绩就稳定在了班级前三名，中考甚至考了年级第三名（当时的师范录取分数线比一中还高）。这样，我读了黄陂师范，才有了跳出农门的机会。我永远感激唐叔对我的帮助，不然哪里能有现在在工作之余闲暇码字的我？
大约是两年之后吧，新民学校不再招收初中学生，原有的学生全部转入长堰中学普通班就读。
我的母校新民学校，从此就成了一个小学。而此时她还不是白龙寺小学，真正叫白龙寺小学是哪一年我不太清楚，只是1989年等我从师范毕业分配到那里的时候，她已经是白龙寺小学了。
成 人 篇
1989年8月末，新学期开学之际，我作为新老师，回到阔别7年之久的母校报到。从六十年代建校到现在，历经二十多年的风雨，母校已经显出了沧桑和破败。
大门门楣上的马头墙不见了，估计是年代久了，害怕瓦片掉落砸着了学生，换成了两个水泥石柱，右边的石柱旁还有一个矗立的旗杆。时代进步了，升国旗也进入了这样的乡村小学。两个石柱装饰的门楼刷了当时时兴的淡蓝色墙面漆，斑驳的墙面上依稀可以看见“白龙寺小学”五个红色的大字。
跨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我有了莫名的心痛：不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校园里却杂草丛生！可能是一个暑假过去，没有学生踩踏的缘故，露天走廊半人高的青草肆意窜长。整个学校的教室，除了办公室有完好的门窗，其余教室无门无窗，只有一个个的门窗洞。
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不太记得教室破不破，因为家里也破，有这个条件就很满足。现在，学生们还在这样的教室读书，就让人心酸了。想想也是，建房的木料都是拆的王军门的老房木料，这么多年过去，木料都朽了，加上好动的学生们的摧残，哪里还能看到门窗的影子？
学校有教师10人，6个教学班（从1989年开始小学实行六年制），大约有300名学生，其中五、六年级合并了高炉钱村和栖凤山村的学生，是长堰镇（这时候已改公社为镇）比较大的小学，校长是吴运才老师。
吴校长安排我带一年级，包班。整天面对一群叽叽喳喳的毛孩子，既带语文又带数学，完全没有一点空闲。开始我很有点烦，记得给同学写信就提到过，一个“1”都要教一节课。
新调来的胡爱凤老师被安排教六年级，和我挨着坐。她觉得带六年级有压力，问我愿不愿意和她交换，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没料到吴校长不同意。我那时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毕业班，是我一个初出茅庐的丫头能带好的？
学校有公办老师也有民办老师，公办老师多半是民师转正的，上课基本都用黄陂话。初从学校出来的我，一进教室就习惯讲普通话。早上朝读的时候，透过教室北边的小窗，我经常看到有个老人提着一个拾粪的筐，站在那里听我带学生读书。
不知道是好奇还是欣赏，权当是欣赏吧，我从来没去惊扰他，心里反而有了小小的感动。
那一年的一年级，报名的学生有71人之多。学校多年就不用学生自己带课桌椅了，36张双人桌将教室塞得满满当当。71个学生的超级大班我一个人带，工作量可想而知。
大约两个月之后，我在上班的途中骑自行车摔了一跤，把下巴磕破了。缝了针的下巴不能说话，只能请假在家休息。正是这次休息，让给我代班的老师体会到了我的辛苦（其他的班都没有这么多学生），建议校长把那些不足龄的孩子另分一个小班，办学前班。这样，我所带的一年级才成了后来的50人左右的正常班。
也正是这次的意外，让我爱上了我的那一群小朋友们。大约是摔伤后的第三天，我的小朋友们看我来了！一群小朋友，很多手里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零食，甚至还有苹果。那时候哪有什么零食啊？苹果就更难得了。
他们围着我，活泼的叽叽喳喳，问这问那，安静的就远远地看着我，嘴里、眼里满是关切和担心。相处不过六十多天，如果不是喜欢，哪里能从内心流露出那种纯真的关爱呢？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做他们喜欢也喜欢他们的李老师！
自此之后，我潜心教书，再无抱怨。我也像小时候放学跟着彭九菊老师听她讲故事一样，一群和我同路的小朋友放学后跟着我走，一边走一边听我讲故事。故事没讲完，还有小朋友跟我回家，一边听故事，一边帮我摘棉花。
记得一个冬天，雪下得很大，虽然我家离学校不过几百米，来到学校还是满身满头的雪花。才走到校门口，就围上了一群小朋友，有的帮我取下围巾，有的帮我拍掉雪花，那一刻感觉暖融融的！
这一届学生我从一年级一直带到三年级，之后又带了六年级，是我教书生涯带得最长的一批学生。班上很有几个聪明的孩子，调皮到让人头痛的反倒没有，最可惜的就是聪明但是不爱做作业的王康同学。
休完产假之后，吴校长让我带五年级，升到六年级后基本就没挪窝。通过几年的锻炼，吴校长也认可了我的能力。记得吴校长说我“只是凭会教书在教书，没有花费很大的力气就不比别人差”，这应该是对我的褒奖吧？
生活中总有一些感动留存于心，让人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温暖。
成家后，我在长堰中学住。那一天，帮我带孩子的母亲可能有事，到了我上班的时间还没来。我只得把7个多月的孩子绑在自行车后座的儿童竹椅里，送去母亲家。
刚刚会坐的孩子两只手紧紧抓着竹椅的横梁，让人心酸又心碎。我慌慌忙忙骑上车去母亲家，没想到在路上孩子的脚后跟伸到自行车的后轮里去了。不能转动的自行车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一下让我慌了神，把孩子的脚拿出来的那一刻，我跟着孩子一起哭……
把孩子送去母亲家后，我赶去学校上课。课上完了，学生们在做作业。我站在教室门口，想到孩子红肿的小脚，不能抑制自己的悲痛，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涌。下课后，我进教室收拾教案，看到了学生们猜疑而又关切的目光：这节课，他们很听话啊？
回到办公室，就看到我们班上的学生吴小妹（吴校长的女儿）在办公室门口磨蹭，办公室外面的廊柱旁，还挤着一群小脑袋。吴校长笑着说：“刺探情报来了。”一听这话，吴小妹立马跑进办公室，小声问他爸爸老师为什么哭……
每次想到这些让人感动的学生，都让我倍感欣慰和自豪！懂得关心和关爱他人，他们一定会收获关心和关爱，他们也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那时候，但凡学校有客，都是自己动手做饭。而我、胡菊平老师、胡爱凤老师就成了做饭的“铁三角”。早上，我们一起去买菜。回来后，我负责清洗、切菜，胡爱凤老师打下手、烧火（柴火灶），胡菊平老师掌勺。
男老师中，就只有吴龙恒老师帮着挑一担水，去村里找别人借点什么东西。其余的老师不爱理这件事，胡菊平老师总爱愤愤不平地说：“一个个的，就等着吃！”饭做好了，办公桌一拼就成了餐桌。虽然简陋，但很温馨。
在白龙寺小学，校舍的老旧是让人非常头疼的问题。
已经有了些年月的学校，无门无窗，一到冬天，下课时还好，学生们跑跑跳跳的也不觉得冷，上课了，学生们就瑟缩在教室里。坐北朝南的教室北面没有窗，在墙上约1.8米处留了两个透光的长方形窗洞，外面是陡坎，透过窗洞正好可以看见地面上的情况。
冬天到了，每个班主任都开始忙碌起来。首先是吴校长从家里拿来几捆稻草，把那几个窗洞塞住。班主任们也从家里带来蛇皮袋，将各自教室的窗洞封一半，订上。那时候教室里没有电，全封上的话里面又太暗了，只能把上半部留着透光。
这样的教室，仍然是四面透风，不过比之前风直接刮过来好多了。相对来说，拐角处的四年级窝风，又没有多的窗洞，是最暖和的教室。每年开春之后，脱下棉袄了，才把订着的蛇皮袋撕开。
可能农村的孩子结实，并没有谁因为坐在这样的教室里冻病了的。
最怕的，是下雨下雪。那样的时候，教室里就特别暗，做作业要努力睁大眼睛，老师一般就让学生背书。年久难修的瓦房，一遇下雨天，教室里就到处漏雨，学生的桌子只能东挪西挪，挪到不漏的地方。
我记得二年级教室是漏得最厉害的，为了排出里面的积水，挖了几条小槽，一直通到教室走廊外的排水沟里。所以，所有教室的地面和内走廊一样，踩实的泥土地面坑坑洼洼。更让人害怕的是，雨下得大的时候，北边的墙上直接有雨水从上往下淌。
常年的灌水，二年级教室的北墙最先出现裂缝。裂缝逐年加大，最后甚至能伸进一个手掌。这样的房子，就成了危房。下雪的时候，看着在雪地里撒欢的孩子们，老师们的心却是揪着的，只希望太阳快出来，赶快把瓦楞上的积雪融掉，生怕积雪把那些老椽子、老檩子给压断了。
这样的校舍，连教学活动都难以开展。记得1995年我要上一节录像课，只能把学生带到长堰小学录制。那一次上的是叶圣陶的《粜米》，学生们第一次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很是兴奋，发言特别积极。不知道还有没有学生记得？
好在全国“普九”的政策让白龙寺小学的师生们盼来了校舍改造的机遇。1996年春，新校建成，白龙寺小学的师生终于也坐在了宽敞明亮、有电灯电扇的教学楼里！
老白龙寺小学，完成了她的使命，逐渐被人遗忘，也日渐破败。
然而，学校搬迁二十多年过去了，白龙寺小学的校舍依然挺立！哪怕是最危险的二年级教室，虽然有椽子烂了，瓦片掉落，而石头墙没有一方倒塌，可见石头墙砌得有多好，老祖宗留下的砌墙的技艺有多好！
随着武汉市政府提倡的能人下乡政策，学校所在的湾村有能人准备在原校址上兴建厂房，这也算是这所近半个世纪的老校的新生吧！
随着校舍上建筑物的拆除，老白龙寺小学，她是彻底的没有了！
……
谨作此文，意在怀念。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