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一般是处暑时节落枣的，这些年我恋恋不忘落枣的情形，因为收获的枣子能满足自家乃至整个湾子的小孩吃够，把枣子担到集市上卖了还能给我们姐弟三个供奉开学的学费，不用担心辍学。
我家东侧的坡地上，栽着五棵大枣树，据奶奶讲是早故的爷爷种下的，这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家的枣树是小蜜枣，枣子又红又甜，给我的童年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甜蜜和快乐。
每年元宵节吃罢汤圆，奶奶总会装上一大碗煮过汤圆的米汤，拿上几片红条布或请湾里教书先生写好几个字的红字条，带着我们一起去给枣树“挂红”，我们不懂这些意思。但这项活动对于我们孩子有极大的神秘感和极其庄重的仪式感，我们绝对是每个动作都虔诚演绎。
奶奶及姐们给每棵枣树根部浇上米汤，我负责在每棵树的树枝上挂上红条，奶奶监督着我们不瞎说话、仪式不走样。挂红仪式让湾里所有人都坚信，今年的红枣又将结满枝头，我们孩子又将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照枣、落枣、拾枣的神圣使命。
不知是真有神灵还是诚能通神，在孩提的记忆中，每年的仪式后，枣子总是不负众望地结满枝头，我们孩子欢欣雀跃，个个主动担起照枣的义务。
那时候湾子里人多孩子多，湾西头是居家密集区，西头也有枣树，人多口杂，枣树的权属不是特别清晰，所以个个都觉得有份，大家总在打枣，不到落枣季就被孩子们消灭干净，更有厉害的孩子王爬到树顶上，坐在树丫上吃。
我家在湾东头，比较荒野一点，屋舍也少多了。最主要是我家的五棵大枣树权属一直很清晰，一直是我奶奶带着我们管护着，只有我家有收获和处置权。但光指望我家几个老少还是有点看护不住，西头的枣子一打干净就是我家枣树遭殃的时候了。
西头有很多特狠的孩子王，他们明着不敢打，但常常使暗招，组织一些会扔石头的躲在隐蔽处、或在我们看护疏忽时、甚至是采用调虎离山的法子把我们先支开，再集中火力朝树枝扔石头，地上就一大片落枣。每每这个时节，我们东头的庄户人家都很团结，主动组成看护联盟。
这样的协防效果就是好，西头的偷枣行径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他们不好藏身偷袭，偷袭的枣子他们也得不到，都被东头的看护联盟在最短时间内收拾到我们的篮子里，偷袭者白费力气不划算。这样，每年我家的枣子得以保全下来，直到自家组织收获。
落枣前的期待是迫切的，往往在枣子转红脆甜开始就期待着父亲能开始落枣，因为这时的看护任务一天比一天大，湾西头的也开始惦记着我家该落枣了，都支棱着神经准备着来拾枣。但父亲好像并不急着落枣，眼见处暑节到了，还没一丝动静。
落枣煎熬着大家的神经最终还是松懈了。冷不丁某个黑暗的黎明，我们被奶奶悄悄摇醒，大家心照不宣地紧急集结起来，立即赶到枣树下，整个天还是乌漆嘛黑的一片，全家悄无声息地忙碌着，父亲挥舞着长杆已经打枣了，只听到一阵紧甚一阵的花花落枣声，树下到处都铺好了床单竹席什么的，天刚粉亮时已经厚厚地落了一大批枣子。
哗啦哗啦，枣子如雨往头上身上浇，我们谁都不觉着疼，只顾拾枣，将散落到地上的尽快拾到垫子上。天蒙蒙亮时，集中将垫子上的枣子收拾停当，这是我家自己的。
这时早起的乡邻开始喊起来了：落枣啦落枣啦！这就是集结号！湾东头的乡邻们都拿着葫芦瓢、米盆等用具快速汇聚过来，大家自觉的快速的、也尽可能小声地忙着拾枣，将装满的枣子自觉地都倒进我家的箩筐里。这个时候，父亲的长杆就打得更精准，尽量不漏掉一个枝丫。
天大亮前，约摸西头的村民快要赶来前，我奶奶就会一声令下：放野了。这是我们乡下人的一句土话：就是主人家不要了，剩下的都属各人自己的。当然我们此时更卖力地拾枣，尽可能给我们家多收点。
等全村人都汇聚到枣树下，落枣的场面就沸腾了，年轻人有的爬到树上，挥舞着长杆，将父亲漏掉的全打下来，树下黑压压一大片村民，谁都不在意枣子蹦在头上生疼，谁也顾不着尝几个，也不会大呼小叫的争抢，各人都快速地拾枣。
半个时辰的工夫，整个树上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大伙这才议论着：今年的枣子甜呀！收成好呀！再看看大伙，瓢满、兜满、盆满，口里脆崩脆崩地吃着，晨光映照着整村人的笑脸，此刻一般都是我奶奶笑盈盈地应酬着这大的场面。
当然落枣的任务还没完成，奶奶是一家之主，分配着我们小孩给那些年岁长的、或家里小孩多孩子小的、或平日里就很亲近的乡邻送枣，通过奶奶主持的第二次分配，基本上，所有的村民都吃到了我家的枣子。
我家每年能成功主持落枣活动，我觉得最大的功劳还是奶奶在枣子的分配上特别合理：首先是放野式的分配，让全村人享受了落枣活动的快乐，再就是二次分配，让每个村民不论老幼都尝到蜜枣的甜蜜。
殊不知枣树也通人性，这些年村里只留下老人了，奶奶过世后，这五棵枣树也忽然不怎么结枣了，即使结了枣也不甜还生硬。后来，年迈的父亲看看这枣树也没指望了，就几百块钱卖给伐树的人。从此，处暑落枣就成为我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
多美的落枣图呀，它无声地彰显着中国乡村大地上仿佛正在垂危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
周建新，黄陂一农业人。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