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王新民主席是2010年的夏天。
那天，单位正在给我们这批需要进职称的年轻人评分，这对于按职称拿工资的我们来说，是一件大事，我当时正准备把一大摞荣誉证书送到学校去，但听说那天要去见的是著名诗人王新民时，我毫不犹豫地，连假都没请，就跟着区作协领导出发了。——当然，那时候已经放了暑假，没请假并不是什么有违师德的事。
那是个七月份的雨天，我们到了市作协时，小雨刚歇，那时候的作协大楼还没装修，那间处于拐角处并不甚明亮的办公室的门开着，南卿正在填写邮寄武汉作家的信封。窗外是作协的家属小院，一棵香樟树的枝桠伸到窗口，上面挂着欲坠不坠的水珠儿，树叶儿青翠得叫人羞愧。南卿安静而美丽，她给我们泡了茶，过了几分钟，一位威严的长者踱步进来了，那板刷一样的剑眉翻卷着往天上冲，刀刻斧凿般的厚嘴唇紧紧抿着，被眼泡和眼袋包围着的眼睛射出严厉的光芒，但在看到我们的那一刻，一丝笑意涌上了他的眼角，顿时，整个面目和善了起来。
区文联周大望主席向他介绍了我，他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说：“《映秀之恋》，是你写的？”
我回答说是。他又点了点头，说：“不错。好好写，年轻人，有前途。”
生性爱笑的我，马上捂着嘴巴笑起来了。
同行的区作协张品正主席立即正色告诉我，这篇《映秀之恋》是王主席办刊物十多年来，刊登的最长的一篇，按照惯例，《武汉作家》，只刊登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最长的篇幅不超过一万二千字，但这个中篇有两万四千多字，王主席却一次给你刊登了，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你的潜力。我连声说着谢谢，掩饰着心里的感激。念书时，在报刊杂志，包括全国发行的《语文报》上发表过一些小散文，但那些都只是豆腐块，而这个，是小说呢，洋洋洒洒两万多字，让我觉得自己的文学之梦更真切了一些，似乎有一只渡船，摇到了渡口，要渡我到彼岸去。
适逢王主席出了新书，他给我们赠了书，并应要求签上了龙飞凤舞的大字，他给我写的是“喻进文友”，“文友”二字，让我小小的高兴了一下，甚至我的职称评选以微弱的两分之差落选，也不能冲淡这喜悦，因为在我看来，就因这“文友”二字，我仿佛就成了跟王主席并肩在战壕里作战的战友了。
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种鼓励，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包括我们许多签约作家，都受到了王主席这样那样的鞭策和鼓励。
就在那一年的岁末，王主席来黄陂参加活动，一路上，他读了我发表在《长江文艺》头条的中篇小说《王昆明的拖鞋》，赞不绝口，还跟同行的朋友说：小说应该改名，就叫《王新民的拖鞋》，那样我就出名啦！王主席的率真和可爱就在于此——他可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蜚声中外的著名诗人，何谈要我的一个小小中篇借名呢？可他在举荐、提携晚辈的时候，就不惜这么说。那次活动，是王主席主持的，他在会上赞美我的发言稿是一首有思想、有情怀，又优美、隽永的散文诗。因为他的主持，整个会议妙趣横生，高潮迭起，也使我们这些青年作者领略到了真正大作家的风采，也使更多的本地文友收到了表扬、鼓励与褒奖。
第二年，凭借接连在省市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几个中短篇，王主席邀请我签约市作协了，这样，在后来的更多接触中，我有幸一次又一次看到王主席用他诗人那饱含深情的语调和热情洋溢的诗句般的语言表扬我们。他表扬我区作者李永芬时这样说到：“她的散文犹如天籁之声，有珠宝落在玉盘上的声响”在夸奖签约作家彭丽丽时，说到“她的作品真诚细腻，像清泉流过心田”在为别的朋友写序时，写到“喻之之的艺术感觉真是好极了……”这时候，我看到的王主席不仅是一位领导，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对晚辈寄予殷切希望的长辈。从我认识王主席至今，任何时候，签约作家取得了一点成绩，他都会给与万分的肯定，从不偏颇，而当我们言行有所不妥时，他便发出善意的劝慰和警告，他常对我们说：“在生活中要谨言慎行。在创作上要天马行空。”对于某些签约作家，他甚至会替他们规划创作计划。
有一次在梁子湖召开长篇小说创作笔会，王主席一一介绍我们，他熟知每一位作家的特长及代表作，一面介绍并一面简短点评，当介绍到作家叶子紫时，一时将她的代表作口误说成《再见，北京》，有人小声指出：是《别了，北京》，他马上改正，并向叶子紫道歉，叶子紫小手一挥，说：没事，差不多的。
可王主席笑了，说：这可不行。我前段时间上医院，感冒了，嗓子疼，医生给我看好了，我说：谢谢医生！医生说：再见再见！我连忙更正：医生医生，不是再见，是别了。
简简单单几句话，穿插得恰到好处，活跃了会场气氛，道出了“别了”与“再见”的区别，又在笑声中更正了口误，可谓一举多得。这就是典型的王氏幽默，来得及时，又穿插得天衣无缝。
还有一次，我们等一位领导开会，可久等不来，大家都有点坐不住了，于是王主席开始编排这位领导迟到的故事，他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把这位领导迟到的事件夸张成传奇，他几乎缝到必迟，迟到的理由更是千奇百怪，有时候是电闪雷鸣，飞沙走石，有时候长江全线大堵车，从一桥堵到二桥，连带月湖桥都堵了……我们被那些云里雾里的迟到理由逗笑了，笑得肚子都疼了，王主席却不动声色。该领导一到场，他的故事刚好讲完，而我们再看那位“迟到大王”时，怎么看怎么逗，谁都生不起气来。
与王主席打交道久了，随时都能领略到他的王氏智慧与幽默，他既能干实事，又能和跃气氛，签约作家个个对他都是又尊敬又喜欢。
后来我出了第一本小说集《十一分爱》，对于初涉文坛的我来说，出了书也就出了，没有想过要做任何的宣传和渲染，更没有想到要请人写评论，但有一天，南卿却突然发给我一篇文章，洋洋洒洒六七千字，是王主席给《十一分爱》写的评论，我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句的往下读，感动得说不出任何话来，这感动不仅来源于王主席能主动给我这样一位文坛晚辈、文坛新生写评论，更在于他的一字一句是对小说的深深理解。虽然涉世不深，但我也见过一些评论，可以说除了题目，内容跟被评论文稿完全是不相关的文字。还有些评论，只是文章的复述，但王主席这篇绝不是，他提出的观点，引用的字句，皆来自于我的文本，这说明王主席不仅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我的作品，还读得那么认真，如此，怎能不让我感动？
过了几天，我给王主席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表达了谢意，王主席一笑——我仿佛看到了他耸动着直插云霄的剑眉，——他说：“没事，你这本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湖北省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应该宣传一下……”王主席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致使那些盘踞在口中的感谢的客套话再也说不出口，只在电话那头说了声“谢谢您！”就不知道再说什么了。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王主席给许多签约作家写了评论，有些文学爱好者初出书，请他写序，他也不吝笔墨，每一部书稿他都认真阅读、精心点评，并且分文不取。听说他写稿熬夜，且需要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这样繁重的劳动大大损伤了他的身体。为此，许多朋友不解，问他，他也只是淡淡一笑，不置一词。
去年我去市作协交一张表格，在南卿的办公室坐着等人，她让我随便挑书看，在那个小隔间里，我看到一本残破的旧书，封面已经不知所踪了，但扉页是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人穿着一套卡其蓝的中山套装，站得笔挺，中指大概还对着裤缝吧，他抿嘴微笑着，眼睛闪着光，一看便知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心。这是一位可爱的年轻人——他是年轻的王主席。我往后翻着，看到王主席在各个年龄段，在全国各地的照片，有在黄山、故宫的，有参加笔会的，有畅游大海的……看到年轻的王主席一路走来，渐渐脱去脸上的青涩，目光变得犀利而深沉。
我继续往后翻，翻到文字部分，有幸看到了诸多作家眼里笔下的他，果真与我感受到的一样：真诚、友善、实干，而又幽默风趣。记得其中一位作家与他私交甚深，列举了他少年时代饱受的艰难困苦，还记录了他的几次大难不死。
第一次是年轻时插队，为生产队偷粪，而被对方扔在粪窖里差点窒息而死。幸亏有一位同伴救了他。
第二次是畅游长江，被卷入轮船激起的漩涡里游不出来，最后是游泳队的同伴们，硬是逼停了那辆轮船，他才侥幸脱险。
好像还有第三次，但可惜第三次是怎么回事，我硬是记不起来了。有一次参加笔会，向王主席问起此事，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只是抽着烟，摇着头，说：“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吃过苦。”一句话就把那些惊险、坎坷的往事抹去了。
我跟同行的文友聊起这本书，聊起大家对王主席的印象，还有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她们说，也许只有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才如此实干而又真诚友善，因为他们吃过苦，懂得生活不易，才会善待他人。诚然，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可也并不全是如此，我见过很多吃过苦的人，吃过的苦全被他们写在脸上了，甚至变成了戾气，变成了生活对他的亏欠而转嫁给他人。要把苦难变成绵绵微笑转赠给他人，需要有一颗强大而包容的心，任何坚冰和匕首进入了内心，都能融化，化为玉帛，还之给他人一个淡淡微笑。
王主席写评论时，常常署名：王我、野草、斯者，我最喜欢斯者这个笔名，在我的理解里，这个笔名有两层含义，一是谐音——诗者，王主席本来就是诗人，而他也用诗人的热情热爱生活、歌颂生活、用诗人的语言表扬我们，善待他人。而且“斯者”本来的意思是：这个人，加上王氏幽默，可以理解成“瞧，这个人！”——瞧，这个诗人——王新民，多么真诚、友善，多么可敬、又多么可爱！
喻之之，女，80后。中国作协会员，鲁院32届学员，第七届青创会代表，武汉作协驻会副主席。已在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小说数十万字，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刊物转载，文字有被收入各种选本。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十一分爱》（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迷失的夏天》《白露行》。分别有作品获屈原文艺奖、梁斌小说奖、延安文学奖。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