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武汉城市之根

2002年6月16日至18日在武汉召开的“盘龙城与武汉城市发展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科学家、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南国完璧盘龙殷商古城是武汉城市之根。武汉市还举办了3500年城庆系列纪念活动，使得这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更加举世瞩目。

盘龙城因盘龙湖而得名，为土筑城垣。这座古城，历经3500余年，保存完好。在1954年以前还是一座高出四周地面约6～7米的土城。四面城垣中部皆有一城门豁口，经此豁口才能进入城内。是我国古代留下的最完整的古城。1954年夏，武汉市遭到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为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大武汉，加高长江沿岸堤防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在寻找筑堤取土场时，这座尚不为人所知、矗立于府河之滨的土城，当即成为筑堤工程的取土场。茫茫雨雾中，百十条运土船只往返于波涛滚滚的府河之上。当时，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配合防汛工程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盘龙城城址及附近的杨家湾遗址，并在当时使用的国民党时期绘制的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上发现了盘龙城城墙的标志符号（当时为“盘土城”）。防汛结束后，经实地考查，四周城墙在紧急取土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古城残存的现状为东垣基部内坡仍依稀可见，北垣仅存基部，南垣东段残存最高处约4米，西垣残存高2～3米。

考古工作者从采集的陶片标本推定，遗址的时代为新石器晚期或殷代。后经文物考古部门多次的考古发掘，确定盘龙城为一处商代遗址群，城址为商代城址。据当地群众反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盘龙城附近的李家咀遗址上，曾出土过不少青铜器。历年的农田水利建设中，也屡有青铜器出土。1956年盘龙城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当地成立了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组织。1963年，村民在古城外西面楼子湾岗地上开挖农田灌溉水沟时，暴露出大片文化层和遗物。湖北省考古队为此进行了小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在5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掘出小型铜器墓5座，灰坑2个，坑形遗址1处。仅这5座小墓就出土礼器鼎、鬲、斝、爵、觚，兵器和工具钺、戈、矛、镞、刀、斨、锛等青铜器34件。1974年上半年，当地农民在古城外东面筑围堤时，发现一座铜器墓。经省考古队清理发掘，出土了一组完整的商代二里岗时期的青铜礼器鼎、鬲、簋、斝、觚、尊、卣和盘等22件。这一发现，让考古学家感到振奋。

1974年下半年，为进一步了解长江流域商代文化面貌以及盘龙城城址的营建年代，配合王家咀防汛长堤的修筑工程，结合考古教学实习，由湖北省考古队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联合组成了盘龙城考古发掘队，对盘龙城遗址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揭开了盘龙城的神秘面纱。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是通过解剖北城垣，探明了古城垣的营造年代为商代二里岗期；二是在城内发现两座商代大型建筑基址，揭露出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三是在李家咀墓地发掘商代墓葬3座，特别是2号墓的发掘，令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当发现朱砂，清理出有饕餮纹和云雷纹的椁板时，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俞伟超教授（后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喊了一声：“我的天啦！”一下匍匐在地。他那在“文化大革命”中因蒙冤而受过伤的双手，拿着放大镜，激动得不住地颤抖。经发掘，这一座中型铜器墓是长江中游地区仅见的商代二里岗期奴隶殉葬墓，出土随葬品90余件。

1976年下半年，为继续了解古城址的建筑年代、城外的城壕及城内大型建筑群的布局，结合教学实习，以湖北省考古队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为主体的发掘队，在盘龙城古城址内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发掘。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一是再次揭露了一座商代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了解到城内商代二里岗期宫殿建筑的布局；二是解剖了一段南城垣，进一步探明了城垣结构；三是在南垣外揭露出了一段城壕，获知城外确有城壕设施，大体了解到城垣与城壕的关系及城壕内的设施等情况。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和多年的考古研究，探明盘龙城系距今3500多年的商代古城。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面积约为75400平方米。城垣周长1100米，东、西、南、北各有宽3米以上的城门豁口。整个遗址范围东西长约1100米，南北宽约1000米，面积约110万平方米。除发现两座大型宫殿外，还发现了分布有序的中低等级居住区、作坊区、高低等级贵族墓地和平民墓地，出土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有的十分罕见，初步将千古盘龙商城昭示于天下。

盘龙城是否为武汉城市之源，众说纷纭。有人以为，盘龙城位于原黄陂县境内，不在武汉市行政区划内，现在黄陂虽然成为市区的一部分，但属人为使然，将盘龙城作为武汉市的源头属牵强附会。二是认为盘龙城在3500年前废弃后，到1700年前今市区内最早的卻月城或夏口城出现，之间中断了1700多年，所以也算不得有渊源关系。但业内权威人士却初步证实了盘龙城与武汉城市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有专家通过对全市150余处先秦时期古文化遗址全面实地调查和重点试掘，证明盘龙城商代城址是武汉地区迄今为止已知规格最高的高等聚落。过去所说的盘龙城，通常是指今王家咀北部的土城，城内主要是两座宫殿以及附属建筑。盘龙土城实际是护卫宫殿的宫城，它只是盘龙商代城址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宫城外的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在内的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的范围共同构成一个较完整的聚落系统。这个聚落系统规模较大，各类设施相对密集，人口数量较多，其中奴隶主贵族、士兵、工匠等非农业人口占较高比例，已经具备城市的主要特征，与当时的乡村聚落有本质差别，盘龙城商城属于早期城市。经对护城壕木桩标本和商代淤泥层木炭标本进行碳14年代测定，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盘龙城商代城址始建的年代距今3500多年。

有人提出，坐落在武汉市郊的盘龙城，是商王朝派往长江中游代表的驻地，可能是方国的都邑。将盘龙城视作武汉市的源头，从地域而言，盘龙城在“大武汉”之内，离“小武汉”（市区）也只不过10公里之遥；从功能而言，盘龙城的大量考古资料显示了此城当年的政治、军事、宗教、经济作用。此城后被废弃，其功能为武汉地区渐次兴起的其他城址所接续、传承。

研究专家从地理单元之中城市中心变迁的比较中也得出盘龙城与武汉三镇有着直接源流关系的结论。从具体的地理单元看，武汉位于中国最大河流长江中游与其最大支流汉江交汇之处，九省通衢之地，是古代节制水陆交通要道的咽喉之处，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个地理单元之中，反复出现或长期存续一个军事城堡和城市中心，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在武汉地区这个江汉平原东端、江河交汇的地理单元数十公里范围内，最早出现的城市莫过于商代盘龙城。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当时控制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入江口这个战略要地的军事重镇，也是一个行政中心。武汉地区从一个中心，到江上双城再到三镇鼎立，虽然是比较独特的现象，但不违反在一定的地理单元中，因为军事、政治的需要或经济的发展，反复出现或长期存续一个军事城堡和城市中心的一般规律（无论这个中心的第二次出现之间隔了多少年）。说盘龙城是武汉城市的源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建都至被周攻灭，共传17代，历经600余年。强盛时，其疆域东到海边，西到陕西东部，北到河北南部，南到长江以北，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大国。

在我国境内已发现的商代前期古城只有三座，即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盘龙城。前二城均为商的都城，而盘龙城则为中原地区以外的惟一的一座商城。盘龙城乃仅次于商都的有较高文明发展水平的一个地方文明中心。夏商时期，江汉地区生活着“三苗”的后代，许多文献称之为“荆”或“楚”，自夏以来，一直臣服夏朝。而商的开国先祖为成汤。汤作为商奴隶制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极有政治眼光和统兵才能。他在迁都西亳，扫清了夏的遗民反抗后，便开始了扩展领土、掠夺落后民族和地方财富的战争。于是，商汤率兵南征，打败了荆楚部落。《诗经·商颂·殷武》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也有记载：“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在河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南土受命”的卜辞。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商的势力不断扩张。现有考古资料表明，盘龙城是商南侵时最后的一个军事据点。

考古工作者在对盘龙城商代遗址的文物保存现状进行摸底勘探中，发现遗址外缘存在带状夯土遗迹后作出结论，盘龙城是一个有内外两重城垣的较大规模的城市遗址。外城垣与小城时代相当，在小城的外围数百米处，距离比较合适，可以起到拱卫小城、保卫大城内居民的作用。因此，它应该是小城外围的重要军事防御设施。盘龙城南面与东面是辽阔的水面。东面，小城以东是李家咀，与杨家咀隔水相望；南面，李家咀、王家咀、小咀、艾家咀均依次隔水相望。结合在城壕发现木栅栏之类的遗物设施，与城垣共同构筑了盘龙城外围比较完善的军事防御系统。那些隔水相望的陆地，是当时重要的军事屏障。如在两侧发射弓箭，可以对那块宽阔的水面进行封锁。事实上，当地老村民说，在20世纪40年代，大雨过后人们往往提个小篮子，到李家咀的滨湖捡取青铜镞之类器物，有时一捡就是半篮子，足见当时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或进行过大规模的演武操练；宫城外发现5处宽约6.8～12.8米、深约2.1～4.8米不等的城壕，用以防御外来侵袭，并在城北墙与东墙相交的东北角城墙上发现有角楼性质建筑基址的线索；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物中有大量的戈、矛、钺、刀、斧、镞等兵器和一座仅次于郑州出土的王室大方鼎的口径为55厘米的青铜鼎；在李家咀2号、3号墓中出土的41厘米长的大型青铜钺和94厘米长的大型玉戈，更表明了该军事据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墓主军事显贵的权威地位等。这些足以说明盘龙城是商王南侵的一个重要军事城堡和具有镇抚一方的军事与行政指挥功能的城邑。

有专家用充足的理由断言，现代的武汉市作为九省通衢的中心城市特点和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早在3500年以前的盘龙城已经奠定。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当时控制长江的最大支流汉江入江口这个重要战略要地。

人类在发展的初期乃至以后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只能缘水而行，傍水而居，凭借水资源依靠舟楫交通开辟生活之源。加之商王朝为了扩大疆域，靠兵器武装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铜这一战略物资，以制造礼器、兵器，扩充实力，彰显王权。与盘龙城邻近的大冶铜绿山、阳新港下和江西瑞昌铜岭都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使得商王朝统治者寻求了这个水运通道十分紧要、铜矿资源十分充足、生活条件十分便利的盘龙城作为他们的青铜文化中心。盘龙城不仅发现制铜作坊，还出土有商代中期冶铜用的坩埚、炼铜炉渣、木炭和孔雀石，而且发现了同时期冶铜兼铸铜器具“将军盔”和铸铜渣，说明盘龙城是商代南方一个重要的集青铜冶炼与铸造于一体的基地。盘龙城坐落在长江之滨的盘龙湖畔，三面环水，城南300米有府河流过，府河与长江汉水相通。在上古时期，汉江下游河段自钟祥旧口东出，沿现天门河东行，经富水、涢水、环水，最后由府河东行至滠口东南入长江。当时的盘龙城恰好处在云梦泽的东缘，河湖水泽网络密布，四通八达。借助木板船，沿航道可溯汉江转支流进入王都郑州，往西和东，均可进汉江顺流而下进入长江，与沿岸各地沟通。同样，中原和长江沿线也可利用这些航道方便地南来北往，盘龙城便是水运交通的中转站，成为了沟通南北交通的枢纽。

在盘龙城遗址西北杨家湾、楼子湾的一带高地上，发现了许多的陶缸残片，表明这里曾经是盘龙城的粮库，反过来则证明城内贵族、军队、工匠、平民、奴隶人口密集，对粮食的需求量也较大。在楼子湾发现的深窖穴中，有一些大型的陶瓮和石臼。考古专家认为，窖穴与陶瓮用于储藏谷物。《通俗文》曰：“藏谷麦曰窖”。《礼记·月令》又说：“仲秋之月，可以穿窦窖，修囷仓。”石臼用以加工粮食。在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大量的罍、壶、卣、盉、斝、爵、觚等酒器具。这在一般平民墓中有其陪葬，在贵族墓中则更多见。可见当时嗜酒风气相当浓厚。平民喝，贵族更是奢饮。宴飨时用它待客，祭祀时用它敬鬼神。综上所述，商代先民普遍嗜酒，酒器很多，酿酒盛行。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大量的粮食，是不能满足密集人口和酿酒需要的。商代农业采用的是抛荒休耕、定期砍伐、焚烧草木增加肥料的方法，即所谓“伐草木为田以种谷”。恰好盘龙城地处滨湖，土地面积广阔，地势平坦，并较为肥沃。生产工具是一切生产之母，青铜工具的使用取代了石制生产工具，大力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商人勤于耕耘，善于劳作，加之统治者的制约，形成了发达的农业。没有发达农业这个经济基础，在盘龙城就不会出现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冶炼、陶艺、建筑、文化、科技水平。

历史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对人类生存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盘龙城既是武汉城市之根，同时也对黄陂地区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黄陂区文物普查资料表明，与盘龙城同期的遗址有15处之多。其中分布在滠水沿线的有姚家集镇金盆店、金牛遗址。长轩岭镇河头湾遗址，王家河镇夏家湾遗址。分布在龙须河（下游通滠水）沿线的有李家集镇宋家园大林遗址，罗汉镇徐家洲、稻草墩、张韩湾墩子遗址。分布在跳鸡河（经武湖注入长江）沿线的有六指街蔡家寨、万家寨、链鱼墩、陈墩社遗址等。遗址最大面积约30000平方米，最小的也有3000平方米。在李集镇袁李湾、官家寨，祁家湾镇中分卫湾，罗汉镇钟家岗湾等处，均发现同期墓葬，并出土了一批青铜觚、戈、爵、斝和玉铲、玉戈、玉璧等器物。这些有可能是在盘龙城兴盛时期前后就聚居各地的商民，也有可能是盘龙城废弃后，退居各地的聚落。业内人士认为，盘龙城被废弃后，武汉地区晚商、西周居民的生产生活仍然存在，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此长彼消，共同推动早期城市继续发展。以黄陂为例，这个论据是颇有根据的。位于六指街西南鸡公城湾的鸡公城，就是晚商至西周时期的遗址，南北长约230米，东西宽约40米，面积约9200平方米。在遗址西南部，还保留有一段长约1200米、高约2米的夯土城垣，也有疑为城门的几处豁口。晚商以后，也在黄陂各地出现了一些城址。如李家集镇东周至汉时期的作京城，滠口镇西周时期的磨元城，王家河镇战国时期的马寨城，六指街汉至三国时期的东城址和汉至六朝时期的西城址。出现如此众多的商代遗址、墓葬以及商晚期以后的城址，这在其他区县是少见的。在武汉地区已知的西周早期遗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黄陂鲁台山西周墓地，出土了精美的青铜套鼎、爵、戈、簋等器物。以现有的资料分析，墓地主要属于康王前后，随葬品中90%的青铜礼器和64%的陶器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风格一致。墓主人可能来自中原，生前应居于国都类高等级聚落。与鲁台山高地隔河相望的椅子山遗址，中心面积达到3万余平方米，可能与墓地紧密相关。这些是否可看作与黄陂地区渐次兴起的其他城址所接续、传承现象，鲁台山就传递着相关信息。但可以肯定地说，商文化对黄陂地区的人类生存环境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也印证了有关专家学者的论述：盘龙城消亡之后，武汉地区进入周文化圈、楚文化圈。华夏文明、荆楚文明在周、楚统治的数百年间进行了交融，进一步形成了武汉地区古文明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