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民歌《木兰辞》开始，各种弘扬木兰事迹和精神的文化宣传活动，绵延不断，形成了独特的木兰文化。
木兰文化是深植中华民族土壤的一种以“家国情怀”为核心的“道德型”文化。它的这种特性在开始时就已具备；在形成过程中得到充实和发育成熟；它内质深厚，表现形式多样，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它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并被开拓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经过了几千年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与周边少民族相互撞击、相互磨合又相互融聚的曲折过程。大约在秦汉之际，已经建立了强大奴隶制军事政权的匈奴游牧民族，趁楚汉相争之机，占据了中国北方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不仅如此，他们的军骑常常像潮水一样涌入内地，掳掠人畜和财产，甚至同农耕人残酷激烈地争夺生存空间，以至举国不安，年年征战，西汉王朝的向心力遭受到这支来自北方慓悍民族的挑战。史载，在汉文帝时，曾一度烽火通于京都长安，出现了“帝亲征”和“大括天下民以御”时“迨可空国”的严重局面。
木兰从军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
木兰代父从军这一壮举被后世高歌颂赞并提炼概括成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典范。
木兰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渐进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可能有两个：一是木兰事迹演义完毕后，她便归隐了民间；二是因为木兰溶入民间，所以她的事迹只在民间口头流传。这就客观上制约了木兰精神传扬的力度和速度。“司马迁作《史记》而泯其实；班孟坚撰《汉书》亦乏其传”，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尽管如此，木兰的动人事迹并未被人们遗忘。河北《完县志》记载，木兰曾一度在燕山戍边。宋代，完县人民敬祀木兰就已“历千百祀”便是证据。反过来看，也正因如此，木兰精神和由此蔓延滋长的木兰文化才流溢着原野的丽彩，喷吐出山峦的芬芳。
木兰文化开始于汉代，传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和盛行于隋唐时代。
在这种流传过程中，木兰的事迹得以宣扬，木兰文化也随之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表现手法生动活泼的不朽民歌《木兰辞》在北魏阶段由民间口头流传被整理加工成文字形式。它用300多字，以五言为主的长诗格调，简洁、明快地描写了木兰故事的全过程。写作技巧纯熟，语言丰富多彩，且运用别致，风格清新流畅，已成为当时民歌中当之无愧的精品和“祖国诗史上罕有的杰作”。该民歌通篇洋溢着充满天理人性的“家国情怀”，给木兰形象涂上了最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原色调，使其有根有水，四季常青。
由于国家的存在状态和时代精神的推进，使木兰这个英武而又饱含人性的形象从历史的天幕映现人间。由于木兰系过往者，所以再度被提起时，就有一些考订的成分夹杂其间。如东吴姚奎在《木兰歌》引文中说：“孝女木兰，父名应。汉文帝时，单于侵境，大括民兵，女父与焉。父叹曰：‘恨不生儿’。乃自从戎。孝女感奋，即于闺中洗铅华，脱簪珥，变戎衣，跨鞍执锐，代父行役，一往十有二稔……”。成于南朝陈代、收录起汉讫陈的《古今乐录》则曰：“木兰，不知名”。晋宋之际的何承天也曾提及木兰。此时木兰的故事和其包含的社会思想内容已经引起是了最高统治者的注意。《南齐书·州郡志》载，南齐朝廷曾在司州安蛮左郡设木兰县。经考证，县域恰今武汉市黄陂区北部以木兰山为中心的区域及相邻的红安县西南。这里相传是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的故乡。南齐朝廷此举的目的，盖因木兰动人事迹的累世褒誉，且已演化成一种民族精神的偶像，可为统治者所用，故以其名设县追念褒扬，以激励来者。折射出对于木兰精神的弘扬光大，促进了木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木兰文化的形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政治方面：木兰县虽曾一度易名，但隋开皇十八年诏命在原地复称此名。表明最高统治者的再度重视。如果说南齐还只是一个割据一方的局部政权，隋王朝就已是威震九州的大一统了。唐初尚追敕木兰“忠孝勇烈”谥号。黄陂木兰山上仍存的“唐木兰将军坊”背面刻勒“忠孝勇节（烈）”便是证据。文学艺术方面：描写和讴歌木兰动人事迹的诗歌、游记、散文等作品大量出现，流播古今，影响深广。社会方面：全国许多地方在谱写木兰时代乐章的同时，又开始争认木兰是自己家乡的人，既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她的崇敬与仰慕，又加速了木兰精神的传扬，同时还反映出木兰文化的形成有着广泛的社会民意基础，以河南虞城、陕西延安、安徽亳州和湖北黄陂等地争认尤甚。黄陂是当时朝廷确认的木兰的故乡，所以在此过程中一直独步风骚。加上河北完县与福建莆田等有与木兰相关遗迹的地方，客观上构成了几处重要的木兰文化形成源、传播源。宗教方面：全国不少地方都为木兰建祠立庙树坊祭祀。民间民俗和木兰相关活动也为之兴起。在考证木兰其人的真实性时，有人曾把这种木兰胜迹的泛布作为木兰是虚拟形象的重要论证依据。现在情况已经梳理清楚，广为其建祠立庙树坊都是在隋唐时期，与木兰的生存时代相距较远。如黄陂木兰山上的“唐木兰将军坊”，不能理解为唐代的木兰将军坊，而应理解为唐代为木兰将军建的坊。它是由于某种原因引发的一种追怀先勇、激励世人的社会行为，只能说明木兰事迹影响日盛，已经成了振奋民族精神的强大动力和规范其伦理道德行为的生动典范，并开始具有教化的意义，客观上还构成木兰文化形成期的重要标志。这些建筑于隋唐时期的庙、祠、碑、坊，与木兰故里和墓葬等原生遗迹相对应，构成遍布神州大地关于木兰的次生遗迹，成为后世各代感受木兰事迹和传承木兰文化的精神物象。另据宋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云：“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得于民间，刘原父往时于秘书省中录得”。韦元甫其人，《旧唐书》有传。他生活于中唐时期，在地方为官时，采得《木兰辞》原始本，并将其公诸于世，在社会上引起不小轰动与反响，对木兰文化的形成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说明的是，“木兰文化”一词一经确立，“木兰”就非指一个具体的人，她的行为已被提炼、被概括、被升华、被拓展，变成了一个精神意象，具有了普遍的涵盖意义。
关于木兰文化的基本内容。古书《木兰奇女传》有一段解释：“木兰代父从征，可谓孝矣。忠、孝、勇三字，如日、月、星三光，虽曰昭明，然最忌云雾弥天，晦日无光。木兰、木兰，须要晓得女子之所重者在节。”节之一字，又分为烈、操。“处常曰操、处变曰烈”。在各地为木兰树立的牌坊上，既有刻“忠孝勇烈”的，也有刻“忠孝勇节”的。我们取“烈”不取“节”，是因当时木兰置身处变境地，取“烈”更能体现其英雄本色。这里所言及的“道德”，也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道德，而是指木兰文化里所包含的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至深的责任意识。一个柔弱女子，以天下兴为己任，是对国家负责；代父从军是对家庭负责；能从普通一兵晋升为将军，是由于她对事业的负责；功成名就，不慕荣华，“对镜贴花黄”，还我女儿身，是对自己负责。
可概括为：1、效忠国家的牺牲精神；2、爱家敬长的道德情操；3、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气节；4、巾帼不让须眉，以行动谋求平等的反封建意识；5、有胆有识、竞争创新的开拓观念；6、正视困难、战胜困难的雄略心境；7、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洁品格。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坚忍进取，重德重生，崇古重老，家庭本位”的价值取向相符相应，极具东方人伦之美，揭示了中华民族绵亘久长，生生不息的隐秘所在。
木兰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母土中形成的。它脱胎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并仰其哺育、滋养而成长；反过来，它又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现形式。它的发展、变化同样也受其助推或制约。
在古代，木兰文化的流行，还主要是体现在若干传统的层面上。人们的相关活动多与祭祀、纪念有关。如河北《完县志》载，古时当地人民每年都在木兰祠庙举行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明代完县知县何出光还曾作《木兰祠赛神曲》以附歌之。
木兰文化在其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木兰山并不因为道教而闻名遐迩，是因为宗教把木兰作为一种精神偶像而顶礼膜拜，引来更多的人瞻仰，才使木兰山名声大震。正如明人徐承颐的诗句说：“未有木兰先有山，山名偏借木兰补；木兰与山名俱在，山并木兰争万古。”即印证了木兰山是因木兰将军的芳声而更名的。
木兰山香火当数明清时最旺盛。其时，全国除西藏、新疆、台湾、内蒙内、宁夏、东北诸省外，均有香客游人朝觐木兰山。明万历时，木兰山每年接待的外省香客游人多达近百万人次；清初，外省香客游人人次平均每年又逾百万。在明清民国初年的一些年份里，远地的外省香客游人几乎超过了本省的人次，本省离木兰山较远的外地香客游人，时常多于木兰山周边的香客游人。这就像“无陂不成镇”一样，形成了“木兰山的菩萨应远不应近”的独特现象。
历史上，体现木兰山宗教活动形式的，主要是每年的各种庙会。由于木兰山佛道两教同在一山，供祀的帝王圣贤、真君女神菩萨多，所以每年的各种庙会，在木兰山要举行数十次。这些庙会是：正月初九的玉皇会，二月、六月、冬月十九的观音会，四月、腊月初八的如来会，四月八日的木兰生辰，四月二十八的药王会，五月二十二的财神会，七月三十的地藏会，农历八月的亮子会，九月初九的斗姆会，腊月二十九的华严会。
封建社会宣扬木兰“忠孝勇节”的独特品格，融入了木兰山宗教的法规戒律、礼法仪式后，使木兰精神的宣扬与时俱增，同时也使木兰山宗教得以发展和光大。
木兰山宗教对人们世界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明初就有“朝了木兰山，官家不再贪、百姓玩街门不关”的说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木兰文化对人民的教化作用。当时，因为木兰山香火鼎盛，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唐初滠水流域的土地在原有的基础上，经过农民的辛勤开垦，增加了一倍；谷物等作物的总产较之以前也翻了一番。其时，武湖五通口、黄陂城关、长轩岭鸯鸡坡和姚集大城潭，均已开通了能停泊二三百吨级货船的商贸码头；文学艺术方面，明中叶前后，木兰山周边百里已很流行雕花、剪纸、木版年画、说书、唱皮影戏等。如木兰山南麓张都桥一带的木版年画，自明永乐年间问世后，嘉靖前后几年已名扬全国，在清代中后期并远销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地，可见木兰文化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文学艺术始终是播扬木兰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以诗歌、散文、游记等居多。如湖北《黄陂县志》载录了不少从唐至清的此类作品。晚唐会昌二年，大诗人杜牧登木兰山，谒木兰庙，挥毫写下《题木兰庙》的著名诗篇。诗云：“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至今仍广为传唱。另一位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赋赞：“腻如玉脂涂朱粉，光似金刀剪紫霞。从此时时春梦里，映添一枝木兰花。”明代徐渭还编写了杂剧《雌木兰》（又名《代父从军》），剧中主人名“花木兰”。有的研究者考证，木兰的姓氏各说不一，有朱姓，魏姓，也有说姓端木氏的。该剧因《木兰辞》的增饰成剧，成为后来昆曲、京剧及诸地方剧种有关木兰题材戏曲的基础。清乾隆皇帝也有关于木兰的遗墨：“克敌垂成不受勋，飘然巾帼是将军。一般过客留吟句，绝胜江南苏小坟。”明、清以降，小说亦是重要的表现形式。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时任都察院右御史和辽东巡抚的张涛，奏疏朝廷，请扩建黄陂木兰坊及木兰山其他庙宇，使木兰山古建筑群的建设达到高潮。垒砌时不着一泥一浆，使天然浑成，颇具简约之美，被誉为“木兰干砌”。这时，在木兰文化的发展中，有两种带普遍性的现象需要指出：一是木兰多以“贞女”、“节女”的形象出现，众多史志均将木兰列入《贞女篇》、《烈女篇》中，体现了木兰形象在封建社会被改造后的一种典型范本。二是考辩味道浓烈。此则为木兰研究的历史现状所决定。宋代鸿儒程大昌曾疑《木兰辞》是“寓言”，当他看到杜牧的《题木兰庙》后，便信而释疑，并在所著《演繁露》中记曰：“观杜牧此诗，既有庙貌，又曾作女郎，则诚有其人矣，异哉！”《黄陂县志》载《游木兰山记》曰：“今古墓俨然，山麓里人岁操壶酒、豚蹄以奠。其为故里，复奚疑哉”。安徽亳州史记载，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仲春重修《孝烈将军祠碑》写道：“阅本集与涌幢诸书，知孝烈家世亳都，以闺阁之秀，代父从戎”。木兰故里只能有一个。由于木兰事迹正史阙载，豫虞城、陕延安、皖亳州和鄂黄陂，在释播木兰文化的同时又各执牛耳，炽争其归属，使之从几个重要的木兰文化形成源、传播源，经后世加工讹传，增衍成了六个木兰故里。
到近现代，随着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统治的全面展开，木兰文化被赋予了全新内容。木兰由“节女”、“贞女”的传统形象升华为一个民族英雄，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实质。因为木兰故事的发生是为了抗击外敌的入侵，所以“民族英雄”的因素是早已蕴涵其中，只是我们根据时代提出的要求，让其凸现而已。如土地革命时期，战斗在海南琼崖的红色娘子军连连歌唱道：“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又如1927年11月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2月下旬，起义军在经过浴血奋战以后，由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72名骨干，辗转突围到黄陂木兰山区，并在此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第七军，坚持斗争达三个多月。这支军队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在江、河、淮、汉和大别山区与国民党反动派奋力抗争，创建了全国第二大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在那段艰苦卓越的岁月里，他们日夜与木兰庙宇和木兰塑像为伴，充分感受其精神。据一些老革命家回忆，有时在战斗间隙，战士们登高望远，听天风浩荡，看山水苍茫，遥想当年巾帼英雄花木兰女扮男装、雄胆不让须眉的盖世英才，不觉斗志倍增。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军民又以木兰古建筑为掩体，以木兰将军为楷模，与外来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的一出豫剧《花木兰》，给“最可爱的人”送去了高质的精神食粮。朝鲜三千里江山，那荡气回肠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激越唱词，生动表达了“家国情怀”。
十年动乱的文化虚无年代，作为木兰文化的一些传统表现形式都被视作封建迷信而遭清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木兰文化的发展重又走上健康正常的轨道。
20世纪80年代，由湖北省、武汉市和原黄陂县的15个单位联合发起的在木兰故里“修木兰胜景、扬木兰精神”的活动，奏响了木兰文化复兴的序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人们开始意识到，木兰文化不单只是一个教化体系，它还是一份久酿奇香的文化资源。这就开始了木兰文化的流变。既有承袭、发展，又有创新。文化即财富，这也是整个社会文化观念上发生的流变。其时河南虞城营部镇为木兰庙砌建碑楼；安徽亳州为木兰雕塑大理石雕像，并拟重建“孝烈将军祠”；陕西延安重修木兰陵园；武汉市黄陂区大规模修葺木兰殿宇等。除有光复传统意义上的木兰文化之功用外，主要目的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和对外开放开发的大前提、大环境下，把木兰文化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转化成一种区域性资源优势。黄陂作为广泛认可的木兰故里，动作最大。这里，将整个湖山锦绣的区境北部包括8个乡镇、750平方公里的面积，规划为“木兰生态旅游区”。除原有的木兰山外，尚开发出木兰湖、木兰川等景点，借木兰之名，行一方经济发展之实。如今，这座“武汉后花园”的开发利用，已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入《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不仅如此，文化态势还向饮食、酒、武术诸实效文化领域渗透，出现了木兰茶、木兰泉饮料、木兰醇酒等产品；创办了“木兰武术学校”，编练了木兰剑、木兰拳、木兰枪等武打招式。木兰文化绚丽多姿，异彩纷呈。传统的朝山活动亦得以恢复，并赋于了积极、健康、进取的新内容。1999年以来，黄陂举行了四届“中国武汉木兰文化节”，更是“木兰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新的有益尝试。海内外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使木兰文化得到一次新时代包装下的巨大弘扬。近年，随着美国制作的卡通片《花木兰》热映全球，木兰文化借助高科技手段在异域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得了更深刻、更有启迪意义的发展契机。这也是木兰文化发展前景广阔的良好兆象和潜藏无穷魅力与能量的生动体现。
我们大力宣传、弘扬木兰文化，并非是要单纯展示古代文化的一道风景线，更非要沉醉其中，而是要寻找和昭示这种文化与当代的结合面，挖掘包含在里面符合时代精神的积极意义，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所用。这就是研究木兰文化的现实意义。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