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剧，湖北地方主要剧种之一。正式得名在1926年，但从之前的“黄孝花鼓戏”阶段便已进入剧种的孕育时期。黄孝花鼓是楚剧的旧称，亦称西路花鼓，二十世纪初流行于湖北黄陂、孝感一带，其声腔源自于古调“打锣腔”。
一、“打锣腔”及其传播
“打锣腔”，又称“哦呵腔”，是发源于湖北民间的土腔古调，流传甚广，大体上有两个支脉，一是花鼓戏剧种系列；二是采茶戏剧种系列。境内除孕育了楚剧的黄孝花鼓戏外，还有荆州花鼓戏（原名天沔花鼓）、东路花鼓戏、襄阳花鼓戏、远安花鼓戏、黄梅采茶戏、阳新采茶戏等等，流行一时；湖北省境外，传到了湖南（多种花鼓戏）、安徽（黄梅戏、皖南花鼓戏、庐剧<旧称“二棚子”>）、江西（多种采茶戏）、浙江（睦剧）、福建（三角戏）、陕西（商雒花鼓戏）、河南（豫南花鼓戏）等省。鄂东地区的民俗活动，即灯会和庙会等活动催生了花鼓戏和采茶戏。
“打锣腔”（哦呵腔）根深蒂固。由于人口流动的原因，故得以传播四方。这曲调在哪里扎了根，便自成一路风格。在湖北东部的农村，几乎很难将这种土调子从民俗生活原态中剥离出来。譬如，早年民女出嫁时有“哭娘”的习俗，哭娘是一种叙述性的歌唱啼哭，每哭一句长“喔……”一声，而这长叹一声的变音，实际上就是“啊嗬呵……”（哦呵），若伴以锣鼓，便有了节律，与唱腔体无二。
打锣腔还有另一种变异的传播，即打击乐“锣”的流传。享誉世界的“高洪泰”响器，其创始人高青庵（1882～1968）即黄陂甘棠铺高家河人。高洪泰商号创建于1914年，初以做班锣、马锣等小件打击乐器为主，而这些恰又是打锣腔的特色乐器，从制造业这一侧面，足可见彼时打锣腔是属少长咸集的盛行物。后来，高青庵与其徒弟高永运制成一种“虎音锣”，从此名扬四海。高青庵运用正锤、反锤、轻锤、重锤、虚锤、实锤等制作技巧，准确定出各种音阶，被誉为“一锤定音”的制锣王。如今，已更名为武汉锣厂的“高洪泰”，其部分产品远销到美国、德国和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外贸出口列为免检产品，各国亦视其为响器收藏中的珍品，而该系列产品的原生点，却正是“打锣腔”。
二、“黄孝花鼓戏”与“打锣腔”
以锣鼓为主要伴奏乐器，和一人唱众人帮腔相得益彰，是打锣腔系的特点。由于地貌与人文条件的差别，使流传到各地的“打锣腔”风格迥异，亦似同仲昆。黄孝花鼓戏的这一脉流源于湖北麻城北境风波山麓的举水，该水系由北向南，流经黄冈县旧州（今新州），于举口入长江。因此，围绕水流方向，落地生根。其腔调，即“当家腔”（主腔）是在薅草锣鼓、秧田歌和民间歌舞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彼时生态环境相对稳定，所以，具有诙谐幽默的欢快特点。一度曾以小调的面貌出现，在艺术形态上与花鼓戏类型的剧种基本相同，声腔多是一戏一调，专曲专用，譬如：“卖棉纱调”、“讨学钱调”、“打莲响调”、“高跷调”、“四季相思调”等一百余支小调（楚剧现存六十支）。以曲牌形式存在，演唱无管弦伴奏，仅有锣鼓烘托与人声帮腔。之后与湖北的另一腔系――“皮黄”板腔体自然结合，形成独有的特色。它既有小调和板腔的共性，亦有“打锣腔”的遗传痕迹。但其帮腔很特殊，即在每句的末尾都衬托人声合唱，如《蔡明凤》中“蔡明凤站在大街思前想后”一句：
生唱：蔡明凤站在大街思前……
众合：想后啊嗬呵……
只这一声“啊嗬呵……”（哦呵），便唱出了早年鄂东地区的乡间味道。
三、楚剧衍变，黄陂是地理上的核心
黄孝花鼓戏的衍变，虽名曰黄孝，但却是以黄陂为地理核心的形态运动。黄陂“地瘠民贫”，历来四出谋生者众，民谚素有“无陂不成镇”之说。古汉口的地理位置正在黄陂县境内，而今汉口亦只有黄陂街而没有孝感街。“汉口黄陂街，在嘉庆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陂人也”（《续汉口丛谈》）。黄陂街地处沿江，与汉江口近在咫尺。颇得地利，是汉口镇商业最繁茂的街市之一。随之而入的黄孝花鼓戏，其受众包括移居此地的“打铜帮”、“打铁帮”、“篓子帮”、“马车帮”、“采石帮”、染坊等手工业者和码头工人及商贩，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作者）称“草鞋帮是（黄孝花鼓戏的）死忠臣”。
湖北谚语有“黄陂对孝感――现兑现（县对县）”之说，道的是黄孝之地毗邻相连，孝感与黄陂的西境接壤，黄陂的东边紧捱着红安、新州，北面牵连着大悟，南濒长江、府河，与汉口一衣带水。1861年汉口开放，清政府设黄德道台，城市扩大、人口与日俱增。举水河西岸的大批手工业者移居汉口，西路花鼓随之渗入，并在城市这个新的台阶上获得了空前的飞跃机遇。
四、黄陂人的文化贡献――楚剧诞生
黄孝花鼓进城，最终催生了楚剧。进城，是指进汉口。汉口之名最初见于《南齐书》：“齐中兴元年（501年）雍州刺史肖衍发襄阳，命王茂、曹景宗为前军，至汉口，围郢城。郢州刺史张冲遣兵应战，茂等击破之。衍筑汉口城以守鲁山”。从地理上讲，古汉口不是今天的汉口。到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汉水改道，将原先的汉阳一分为二。习惯上，东岸为阳，西岸为阴，但世人依旧把两岸皆称之为汉阳。“口”是两江交汇，汉江之口、通商口岸的含义。清人记录：“汉口初一芦州耳。洪武间未有居民，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汉口渐盛，因有小河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今汉口建镇虽早，却直到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有夏口厅建制。汉口与河南的朱仙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合称“四大名镇”。汉口后来成为重镇，一是《天津条约》后辟为商埠，交易日盛，渐趋繁荣；二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奏筑官堤三十余里（张公堤）平水患，使京汉铁路通车，“汉口地面遂广及郊区……局面始大”（参见杨铎《汉口今昔考》）。城区涨大，人口倍增，黄陂人及其在之共同文化影响下的周边人口同比涌入，使其喜闻乐见的艺术式样遇到了难得的发展机缘。无论是古今汉口，还是城市微宏，黄孝花鼓戏始终是与之相系相关的。因此，黄陂在楚剧的历史衍变中占有重要地位。
受众的规模和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艺术品种的变化形态。黄孝花鼓戏在进退于汉口的城乡间，始终与其移民受众的规模和审美倾向紧密相连。大规模移民促使黄孝花鼓戏逐步脱离原生态，向城市的文明规范靠拢；由艺术的叙述表现“内容”为重心转变成为以展示审美“形式”为重心；从受众的需求趣味中，选择了黄孝花鼓戏的品位高度；最终排斥了其它花鼓戏的竞争，与城市的固有戏曲占领者――汉剧形成抗衡之势，孕育了新的文艺形态――楚剧诞生。而这一切，却正是黄陂移民的文化贡献。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