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乐府《木兰诗》中的木兰不只是艺术形象，她也是历史人物。据胡卓学《木兰诗时代考论》提出的证据及沈从文举出的历史文物证据，可以断定木兰生活在初唐。关于木兰故里，据对有争议的河南虞城，河北完县，湖北黄陂等地有关木兰的墓冢、祠庙、碑记、志记等等的考辨，可以得出木兰故里在湖北黄陂的结论。
为弄清《木兰诗》产生的时代，笔者从年到年，整整坐了十年“冷板凳”，潜心搜集证据，写成了《木兰诗时代考论》。“考论”依据《木兰诗》和韦元甫《木兰歌》文本，从兵制、名物、语言、音韵、诗歌史、战争史诸方面，用大量的，无可辩驳的文史资料论证了《木兰诗》是初唐产生的民歌。此外，笔者还发表了批驳《木兰诗》北朝说、隋朝说、木兰汉代说等文章，为最后解决这方面八百多年的意见分歧奠定了坚实的，无可动摇的基础。
同《木兰诗》产生的时代一样，木兰故里也是众说纷纭。，如果单就“木兰文化”蕴涵着巨大的“正能量”而言，这个问题是不必深究的。但年，国家邮政总局发行“木兰从军”邮票，由于木兰故里不能定论，首发式只得安排在河南虞城和湖北黄陂两地同时举行。人们知道，“史”是应该求真求信的，所以弄清木兰故里的“庐山真面目”也很有必要。
关于木兰故里，本文拟从学术角度，就以下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木兰生活在哪个时代？
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它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是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木兰诗》产生于初唐。下面再看看历史文物研究专家沈从文先生的有关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余冠英出版的《乐府诗选》，把《木兰诗》置于“北朝乐府民歌”中。对此，沈先生持有不同看法，他从文物角度，写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一文。下面转述沈文的主体内容。
诗中有明驼字样，照出土记录，北方各地北朝俑中似有马而无骆驼，即在敦煌麦积山壁画中，战士形象反映，也只骑马，从不骑骆驼。但相反，唐墓中则用骆驼极多，大小均有，大的还高到三尺以上，而且身上装备齐全，有人骑乘。
“可汗”称呼似乎唐人用得极平常。太宗称“天可汗”，西北部落用可汗称呼的更不少。历史博物馆藏的一个兄弟民族文字手抄本经卷，就有碗大方印，印上回鹘大可汗……朱印。唐人一般诗文中涉及的就更多。北朝似不那么常用。
女作男装唐初即有之。到开元天宝则成一时风气而盛行，起于杨氏姊妹。传世《虢国夫人出行图》，记载中即以为作男装的系虢国夫人。唯敦煌乐廷？夫人敬香行列，却有女作男装有代表性的样子，头裹巾？如男子。
“燕山胡骑”也不大像北朝口气。如出于唐人，例如安史之乱以后，即十分自然。唐人说“燕山胡骑”是有一定含义的。
“赏赐百千强”也是唐人语，指匹头，不指钱财。最引人兴趣的是“对镜贴花黄”，一般注解虽可引梁简文帝诗句，以为兴于南朝。事实上从实物注意，却有问题。因为年来南朝出土俑有一定数量，保存得完整的，衣还淡着色，却从无在眉额脸辅间加靥子装饰的。传世《帝王图》几个南朝帝王，侍女多作标准南朝装，头上脚下一点不含糊，脸庞上看不出一点痕迹消息。图虽传为唐初阎立本作，
立本父阎毗则仕于隋，父子都懂旧制，不会疏忽这一点。然到唐代画中，则女人脸颊眉额间贴小鸳鸯水鸟、花朵及星月玩意儿的，却相当多。敦煌画反映得十分完备具体。……花黄即“靥子”是放在小小银盒中，随时可以贴上的。《花间集》中词，也有许多形容……。南朝俑既无这个打扮，北朝着色俑石刻也无一点消息，敦煌北朝画也不曾发现，唐画则反映得如此分明，我们说这诗是北朝还是唐？结论是容易得到的。
还有诗中的“战袍”，也是唐人习用语。武则天时，曾赠诸大臣如狄仁杰辈以铭金字战袍，希望大臣效忠于她。“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更是人所习之的唐人诗句。如是北朝，必说“？裆”或作“？裆铠”，才和实际相合。“战袍”则为唐人习用。
最后，沈文的结论是：“说诗是唐人作，处处入情理，说北朝人作品，处处见矛盾。”
的确，《木兰诗》是“唐人作”，这是确凿无误的。文中“女作男装唐初即有之”与女子“贴花黄”是唐时风气，“南朝俑既无这个打扮，北朝着色俑石刻也无一点消息”这两点，也正说明，出征时“女作男装”，回乡后“对镜贴花黄”的木兰，确确实实是生活在初唐的。
另外，拙文《木兰诗时代考论》论及《木兰诗》《木兰歌》内容与唐代公元年至年的战争史实几乎一一对应，这更能具体地说明，木兰千真万确是生活在初唐的。
如果再把《木兰诗》放开，查一下初唐以前的文学，我们又会发现，无论是汉、魏、晋、南北朝，还是有隋一代，没有哪一类、哪一篇文学作品提及木兰，可是到了唐代，不仅有韦元甫、杜牧直接赞颂木兰的诗作，而且还有多个诗人，或借花歌咏木兰，或融花人为一体高赞木兰（详见“考论”第四部分）。这些，不也能间接证明木兰是初唐人么？
第二，木兰故里究竟在哪里？
关于木兰故里，可谓众说纷纭，除了前面提到的河南虞城、湖北黄陂外，还有主山东任城、安徽亳州、陕西延安、河北完县等说的。鉴于国家邮政总局首发“木兰从军”邮票只选在河南虞城和湖北黄陂两地，本文拟只就这两地及需要涉及的河北完县进行考辨。
先看河北完县（今顺平县）孝烈将军庙（原庙今不存）内元至顺三（）年碑刻《汉孝烈将军记》，此记系河南人达世安所写。
神姓魏，字木兰，亳州人。汉文帝时，单于侵境，大括天下民以御，神父当行戍。父极痛无一男子可代己者，哀叹良久，竟行。神自闺中悯其父老，即洗铅粉，脱梳珥，变戎服，惯甲胄，趋赴军中，搴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辄克捷，莫有当其锋者。在军凡十二年，屡立殊勋，论功上首，辞弗受赏，愿归乡里，奉事父母，文帝嘉焉，特从其志。汉世尝作《木兰词》，阐扬于前；唐杜牧之亦歌其事，发挥于后。至今亳州犹有庙貌如社者存焉。……司马迁作《史记》而泯其实，班孟坚撰《汉书》亦乏其传。自唐始赠孝烈将军。
再看宁波天一阁藏明《弘治保定郡志》卷十六《列女》的有关记载。
魏氏，名木兰，亳州人。汉文帝尝屯兵于完，兰因随父来此，遂为完人。年二十，以父当行戍，并无一子，兰以身代，十有二年之久，有功不受赏，唯求归见父母。归完，同戍者莫之知也。及卒，唐封为孝烈将军。庙在完县东一里。
关于木兰代父从征事，这两段文字都说发生在“汉文帝时”。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在质疑木兰汉代说时给予了严肃的反驳。关于木兰故里的记述，这两段文字有同有异。同者，都认为木兰是亳州人；异者，《弘治保定郡志》认为，“兰因随父来此，遂为完人”，而且辞“赏”回乡后是“归完”。“木兰故里在河北完县”的说法即源于此。
其实，木兰故里不在河北完县，《完县志》早有说明。清雍正年间的《完县志》卷十就明确记载：“孝女，亳州人，戍于完。懋著克敌功，因有庙焉。”这就是说，“完县东一里”的孝烈将军庙，是因为木兰“戍于完”，有“懋著克敌功”，完县人怀念她，纪念她而修建的，并不是因为木兰故里在完县。
不仅如此。在（民国）《完县新志》金石篇中，录有“木兰祠宋代卧碑”碑文。该碑刻于宋神宗时期，碑上部刻《木兰辞》全文，下部刻钱景初题记。钱氏题记及立碑者，录如下：
余旧时传古乐府辞道木兰事最详，然不识兰何女子也。熙宁辛亥九月，自中山由蒲水过其祠，甚宏，因得谒之。访求遗刻，无有焉。独感木兰懿烈不昭，为之叹息。辄录其辞寄郭侯，使得揭于堂，庶来者览之，则兰之茂行，虽历千百祀如在今日。庙榜目栾，盖传疑也。辞，旧不载名氏，亦从而阙云。
――河南钱景初题，供备库副使北平军使兼管内勤农事郭寅立石。
钱氏题记把河北完县孝烈将军庙存在的时间提前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也把庙的来龙去脉叙说清楚了。原来，钱氏认为旧时流传的古乐府《木兰辞》，虽然道木兰事最详，但没有说明木兰是何许人氏。熙宁辛亥九月，他在完县看到了规模宏大的“木兰祠”，却没有找到有关木兰的“遗刻”，“为之叹息”。于是，他抄录《木兰辞》寄给当地“侯”官郭寅，让他把《木兰辞》刻石并显扬于祠堂，以使木兰的“茂行”“虽历千百祀如在今日”。可是，钱氏看到的“庙榜”却是“目栾”，他认为这是“传疑”之误，这样，在“郭寅立石”于庙时，“庙榜”就改为“孝烈将军庙”了。
关于钱氏题记说的庙榜“目栾”，《完县新志》还附有《木兰时地考》一文。该文认为“目栾”应是“目连”之误，系“连”“栾”音近而误。
目连是谁？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是释家“目连救母”故事的主角，是中元节盂兰会斋醮的“始作俑者”。弄清了这一点，木兰故里是不是在完县及有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完县孝烈将军庙原是祭祀目栾的庙宇，在宋熙宁年间，钱氏在庙内“访求（有关木兰的）遗刻，无有焉”。这本来很正常，但钱氏以为庙榜“目栾”是“木兰”的“传疑”之误，于是他让当地“侯”官郭寅刻《木兰辞》卧碑置于庙内，并把庙榜“目栾”改为“孝烈将军庙”。
这就是元明间河北完县孝烈将军庙的来源。
其次，原庙榜“目栾”系“目连”之误。目连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后文《孝烈将军祠像辨证记》提到的完县“岁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飨祀焉”，原本是祭祀佛的，因为佛的生日是四月八日，熙宁间钱、郭置卧碑于庙内并改庙榜后，后人才误认为是祭祀木兰的。
弄清了这些，当然就可以肯定：河北完县并不是木兰故里的所在。
木兰故里是不是在河南虞城呢？
先看元代元统二（）年缙山人侯有造写的《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以下简称“侯记”）的有关部分。
将军魏氏，本处子，名木兰，亳之谯人也。……睢阳境内，东距八十里曰“营郭”，即古亳之方域，孝烈之故墟也。亦建祠像，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乃将军生朝，沿袭古老之云也。故国子助教马利用子克明，时尉城父，考之炉石刊志，乃金泰和（――年）间，敦武校尉，归德府谷熟县营郭镇酒都监乌林答撒忽剌，重建大殿、献殿各三间，创塑神像，侍人有七，题额不曰“孝烈”，而曰“昭烈”，不曰“将军”，而曰“小娘子”，复以将军之名，误为宰相之姓，将军所自出，误称宰相之女，皆非也。其兴坠起废，祠存像在，后世因之，奉祀不废，礼宜附书。况将军之父，乃潜德力农之家明矣，踵此讹传，不即厘正，殆非一方崇神之意。元统甲戌（年），曲阳梁君思温尹睢阳，力赞耆老汤德等捐己财，鬻石于山，求文备工，凡用宝钞二千五百贯，遂有正名定论。
查，“侯记”是木兰故里在河南虞城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今距虞城县城南33公里的营郭镇周庄，原有年毁于战火的明清时的木兰祠建筑群这个物证，也应是祖自“侯记”中关于“营郭”“亦建（木兰）祠像”，而且到“元统甲戌”还“祠存像在”的记述而建的。据立于清嘉庆十一年，补叙“侯记”的《孝烈将军祠辨误正名记》碑记载，木兰祠所在的村庄本是魏庄，后因黄河水淹没，向北迁至今周庄。
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侯记”有两段文字叙及，一是侯氏“愚按”语，节录如下。
愚按：《木兰辞》……惟先尊缙山先生家藏宋儒陈仁、王德翁诗，统列于隋之下，况此辞，唐朔方节度使韦元甫始得于民间，可汗之称始之突厥，今辞有“可汗”等语，意韵殊古，当是隋初所作，信斯言矣。
二是侯氏“沿流求源，遍考国史之后”语，亦节录如下。
隋恭帝义宁初，突厥立刘武周为定阳可汗，又立梁思都为始毕可汗，国号梁，改元永隆。师都乃迎突厥居河南之地，是故此境之兵称隶可汗之由也。复以宋儒程泰之“非隋即唐”之论拟之，盖得其世代矣。况孝烈追赠，乃唐之谥，赞咏诗什，杜牧首倡，殊无唐儒之前作者，决以将军为隋人无疑。
另外，前述《孝烈将军祠辨误正名记》碑也说：
“营郭镇北二里许孝烈将军祠乃崇祀隋末魏氏女，讳木兰，未字真人，闺阁奇英者也……”
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侯记”这两段文字，前一段说是“隋初”，且“信斯言矣”，后一段说是隋末恭帝时“隋人”，又“决……无疑”。前后抵牾。这姑且不论。“可汗之称始之突厥”之类的史实之误，这也不予评说。单就语言表述而言，它前面列述的事实，有“程泰之‘非隋即唐’之论”，有“孝烈追赠，乃唐之谥”之事，有“赞咏之什，杜牧首倡，殊无唐儒之前作者”之证这三件，可后面得出的结论却又不及“唐”，而是“决以将军为隋人无疑”。这内里的逻辑是怎样的，实在难得其解。
再看前引“侯记”为孝烈将军祠像“正名定论”的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更令人莫名其妙。首先，它前面说祠与祠像的原委，是由“时尉城父”的故国子助教马利用子克明“考之炉石刊志”弄清的，而且“侍人有七”的祠像，也正与祠的题额“昭烈小娘子”及“宰相之女”的身份相合，怎么“侯记”却认为它们“皆非”呢？是不是“炉石刊志”不是物证呢？是不是侯记说的父“乃潜德力农之家明矣”的少女木兰，她也能“侍人有七”呢？第二，为什么“兴坠起废，祠存像在，后世因之，奉祀不废”的，就一定不是“宰相之女”昭烈小娘子，而“侯记”要“论定”她是孝烈将军木兰呢？第三，金泰和间的敦武校尉，又是时任归德府谷熟县营郭镇酒都监的乌林答撒忽剌，怎么主持建祠却又弄不清祠主，竟至标错祠的题额，而需要约一百三十年后的汤德、侯有造等人来“厘正”呢？
当然，主持建祠的乌林答撒忽剌是不会弄错的。河南籍女士董玉梅在《木兰诗年代及木兰故里考辨》一文说：“年，曾经编著了《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开县人)的彭作桢，在其所著的《木兰时地考》中，就明确指出‘昭烈小娘子’是金代宰相术虎高琪之女，木兰乃‘术虎’之误。”泰和是金章宗完颜？的年号。《金史？术虎高琪传》载：术虎高琪身仕完颜？、完颜永济、完颜？三朝，位高权重，而且“自为宰相，专固权？，擅作威福”。既然是这样，那么身为地方官的乌林答撒忽剌，主动为他或许确有“昭烈”行为的女儿“小娘子”建祠塑像，不也正是许多地方官的“官”之常情么！
以上事实说明，营郭镇原祠像、祠记并不“皆非”，侯有造先生辨“正”为“误”则是千真万确的！
侯有造为什么会辨“正”为“误”呢？再看“侯记”中的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即前引“正名定论”那段文字中所省略而由两“亦”字呼应的内容。
至治癸亥（年）冬，归德幕府官孙想荣来自完州，附郡儒韩颜举所述《完志》，以谓古完庙貌凡五比，岁毁其一，今所存者尚四。岁遇四月八日，有司率耆士邦民，大飨祀焉。神贶灵异，有祷即应，此海内共传者也。微将军以劳定国，有大功于一方之民，数百年之下，断断乎不得预祀典，享血食。
原来，侯有造根据营郭镇昭烈小娘子祠“土人亦以四月八日致祭”事，就以为跟《完志》所叙一样，即此日“乃将军生朝，沿袭古老之云”而为，于是，他贸然断定昭烈小娘子祠像是孝烈将军木兰祠像之误而要予以“辨正”。这清楚地说明，“侯记”之误是承《完志》而来，而《完志》之误，又如前所述，是由宋代钱景初臆改目栾庙榜为孝烈将军庙，置郭刻木兰祠卧碑于庙内后所致。
就这样，历朝历代，陈陈相因，代代相误，一直“误”到今天。
所以，河南虞城也不是木兰故里的所在。
再看看木兰故里在湖北黄陂论者的证据。
笔者翻查当今持“木兰故里在黄陂”观点的文章，几乎没有例外地要拿出今黄陂北部曾是古木兰县治域并有木兰山这两个证据，有的甚至由此推定：“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就已经认定黄陂北部是木兰的故乡了。”（黄绪意、陈矜《木兰文化史》）
确实，我国政区史上曾设置过木兰县。《南齐书？州郡志下》载：安蛮左郡下辖“木兰、新化、怀、中聂阳、南聂阳、安蛮”六县，而且木兰是首县。齐置的木兰县，梁时更名为梁安县，梁并置梁安郡。后又有变动。至隋开皇十八年再“改县曰木兰”，由永安郡统属（详见《隋书？地理志下》“木兰”条下注）。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司州、雍州、宁蛮府》图、《中国历史地图集？淮南江表诸郡》图，都标明今黄陂北部是古木兰县辖区。关于木兰县，《新唐书？地理志五》又载：黄州齐安郡“黄冈”条下说：“武德三年省木兰县入焉；又析置堡城县，七年省。有木兰山。”
但是，用古木兰县作证据，以证明“最迟在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就已经认定黄陂北部是木兰的故乡了”，这是建立在木兰是汉文帝时人这个基石上的。前述拙文《木兰汉代说质疑》已驳斥了木兰代父从征是汉文帝时事的观点。所以用古木兰县证明木兰故里在黄陂是不成立的。
那么，古木兰县内的木兰山能不能证明呢？也不能。理由与古木兰县不能证明是一样的。黄陂县在请雍正七年由黄州府划归了汉阳府。关于木兰，木兰县，木兰山三者的关系，清汉阳府的有关志书作了这样的说明：“旧志谓山以古乐府所云代父从军的木兰得名，木兰世居于此，姓朱氏，唐贞观人。参之传籍，一无所据。《隋书？地理志》（载）开皇十八年置木兰县，则木兰自是山名，盖因山名县，而非因人名山也。”
但是，“木兰故里在黄陂”的另一些证据则不能忽视。
先看《黄陂县志》的有关记载。
明清两朝的《黄陂县志》都说木兰是唐初黄陂县人，姓朱。例如清同治时的《黄陂县志？木兰志》就承明志，加按语说：“木兰系县北朱氏女，生初唐，父隶兵籍，年老，不堪从军，假男子装代父从征，十二年乃还。终身未适。其略见古乐府并杜牧之、刘后村诗。其？在木兰山下，祠在山巅。其坊，题曰‘忠孝勇烈’。”
这段按语值得重视。
首先，关于木兰生活的时代，在木兰故里的纷争中，这是唯一一个明确记载为“初唐”的志记。这个记载，正被拙文《木兰诗时代考论》中纵横交织成网的证据所证明。
其次，这段按语说木兰“祠在山巅”，现在，木兰“山巅”的木兰殿依然存在。前文涉及的《木兰文化史》说：“木兰殿始建于唐中叶，初名木兰庙，即杜牧《题木兰庙》诗所指之处。原建筑有三层楼，毁于明初。明代重建后改名将军祠，为两层楼，又毁于清初。清末再次重建后才用了今天的名字。”
第三，这段按语提到的“题曰‘忠孝勇烈’”牌坊，至今仍雄立在木兰殿前，坊梁间石屏上刻的六个大字，正是“唐木兰将军坊”。这个坊刻尤应注意，因为河北完县、安徽亳州、河南虞城的志、记，虽然载木兰是汉代人或隋代人，但也都载木兰是“唐封（赠、谥）孝烈将军”。在“唐封（赠、谥）”这一点上，四处的记载一致，而黄陂的“唐木兰将军坊”记，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第四，这段按语说木兰“？在木兰山下”。今木兰山北麓，距黄陂城约35公里处，正有一大？，高5米多，地面直径近20米。？前立有一碑，碑文漫漶，不能辨识，但碑题“敕建木兰将军墓碑序”尚可辨认。？前方不远处有一庙，俗称将军庙，后毁，今修复。此庙，明弘治《黄州府志》的记载是：“木兰山下有忠烈庙，后有冢。相传木兰将军盖木氏之女，木兰名，伪为男子代父西征者。”清雍正年间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亦载：“将军凹，在县北七十里，有木兰将军墓在焉。”
第五，这段按语提到杜牧之诗，这诗就是著名的《题木兰庙》。诗为：“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查有关史、志，杜牧之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出京任黄州刺史，他登上时属黄冈县（州治所在）的木兰山，有感于时事，写下了这首“殊有美思”（宋？魏泰语）的名作。这首诗证明，到宋代已划属黄陂的木兰山，在唐代就建有木兰庙。前述《古今图书集成》也载：“木兰山，在县北六十里……木兰将军生于此。”
此外，原黄陂县城也有有关木兰的建筑。《古今图书集成》除载“木兰井，在西郊外”外，还载：“木兰寺，一名西寺，在县西，唐贞观时建，昔朝贺习仪于此。”（以上所引《古今图书集成》文字，均见该书方舆汇编职方第一千一百七十四至八十一卷黄州府部）这里，木兰寺是“唐贞观时建”的说法不可靠，但笔者幼时看到过这座寺，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被拆，原址上新建了黄陂老汽车站。
再看“重修鼎建”木兰山将军祠的一封奏章。
辽东巡抚都察院右副佥都御史兼管倭备臣张涛为启建祠宇以光山岳事。
窃以名山大川，圣朝隆封祠之典；灵坛古社，？黎修？尝之仪。有湖广省黄州府黄陂县木兰山，乃真武修炼之所。唐节度使朱异家于其下，其女代父出征，功封木兰将军，启建祠宇于其上，并立真武庙貌，世远年湮，香火颓废。臣叨生兹土，感将军之贞烈，沐真武之威灵，意欲捐赀，未敢擅便。伏乞陛下念真武功在国本，将军勋立唐朝，臣得以重修鼎建，一以动神人护国之念，一以启士民忠孝之心。
臣诚惶诚恐，谨奏。
这是明万历三十七（）年，辽东巡抚都察院右副佥都御史兼管倭备的张涛，呈明神宗朱翊钧的奏章。后来张涛奉敕“重修鼎建”了“世远年湮，香火颓废”的木兰庙，并改庙名为将军祠。今见木兰？前刻有“敕建木兰将军墓碑序”的墓碑，也应是张涛所立。
张涛的这封奏章更值得重视。第一，它是呈“天之骄子”――皇帝的，应不敢有主观故意的“欺君”内容。第二，它明确奏称木兰的父亲是唐节度使，木兰是“勋立唐朝”，这两个“唐”的时代定语，与前文提到的拙文《木兰诗时代考论》证据如网也如山的结论一致。第三，它肯定木兰的父亲“家于”木兰山下，木兰是代父从征的女子，既申明了木兰“正身”，又说明了木兰籍贯。第四，“重修鼎建”后，张涛改木兰庙为将军祠，即改“木兰”为“将军”，改“庙”为“祠”，当是他鉴于木兰庙“世远年湮，香火颓废”的现状，借以告诉人们，木兰并不是虚幻或无根底的神明，她是实在的，而且名籍就在本乡本土的先贤（祠主要祭祀先祖先贤，这一点与庙有别）；木兰并非普通的女子，她是唐皇敕封的“将军”，从而提醒世人：祭祀木兰并非“淫祀”，要高度重视，不能让她的祠里“香火颓废”。
显然，张涛这封奏章的可信性与说服力，？不是河北完县达世安撰写的《汉孝烈将军记》、河南虞城侯有造捉刀的《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所能比肩的。
再看《木兰诗》语言与当今黄陂话的关联。
《木兰诗》首句“唧唧复唧唧”中的“唧唧”，有的解释为叹息声，有的解释为蟋蟀鸣叫声。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意义相通。因为，江淮一带就叫蟋蟀为唧唧，如《汉语方言大词典》“唧唧”条的解释就是：“[名]蟋蟀。江淮官话。”这就是说，唧唧的鸣叫声由唧唧的名词义引申而来，人的叹息声又取“象”或借喻于唧唧的鸣叫声。这一点，江淮间鄂东地方民歌《唧唧词》可以印证。
下面是抄录于明末清初湖北蕲春人顾景星文集中的《唧唧词》。
长唧唧，短唧唧，莫遣孤儿赤膊睡。短唧唧，长唧唧，滴尽西窗女儿泪。唧唧长，唧唧短，唱歇征人五更转。唧唧短，唧唧长，门外征人欲断肠。
这首《唧唧词》借秋日唧唧的叫声，表达“门外征人”与“西窗女儿”的断肠泪。词中提到的《征人五更转》，反映的也是征人彻夜难眠的凄苦生活。
联系《唧唧词》，再读一读《全唐诗》中安邑坊女写的《幽恨诗》：
卜得上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
这首《幽恨诗》，正是思妇用《木兰歌》中木兰女的叹息，表达自己叨念征夫的断肠幽恨。《幽恨诗》中巴陵秋雨引发的思妇的凄苦，《唧唧歌》中秋日唧唧表达的“西窗女儿”的凄苦，《五更转》里唧唧使征人彻夜难眠的凄苦，就取“象”而言，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
鉴于此，笔者认为，《木兰诗》首句中的“唧唧”，正是蟋蟀即江淮官话的“唧唧”，是唧唧的鸣叫与木兰的叹息在交响，在共鸣。地处江淮鄂东的黄陂，至今仍叫蟋蟀为唧唧（念送气音）。可以认为，这是唐代的黄陂话或说江淮官话在《木兰诗》中留下的印迹。
另外，《木兰诗》中有“爷”指父亲，“爷娘”指父母的称谓，当今黄陂话中也有伯爷、叔爷、舅爷、姑爷、姨爷、干爷、亲爷（岳父）等父辈称谓，还有“长哥长嫂当爷娘”和“生身的父母在一边，养身的爷娘大如天”等说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也应是唐代黄陂话或说江淮官话在《木兰诗》中的反映。
第三，关于“木兰故里在黄陂”的两点疑问。
一，《木兰诗》有“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句，如果黄陂是木兰故里，这可能吗？
可能。首先，《木兰诗》是诗，是艺术作品，可以夸张，借以强力表现军情紧急，木兰心急，拼命赶路的情境。如果说这不是夸张，像持虞城观点的人说的是实写，即“虞城离黄河约公里，正好是马行一天的路程。”那么下句“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该怎样理解？黑山，在《资治通鉴》中，胡三省注：“一名杀胡山，在丰州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亦谓之呼延谷。”《辞源》还说：“唐调露初，裴行俭大破突厥余部于此。”据此，如果说不是夸张，那么，木兰从距虞城约公里的黄河处出发，她也能“旦辞黄河去”而“暮至黑山头”吗？何况，下下句还写有“暮至黑山头”后就能闻“燕山胡骑声啾啾”哩！
再说，即使《木兰诗》真是实写，不是夸张，木兰“旦”从黄陂故里出发，也能“暮宿黄河边”。因为，唐时有千里马，还有“日行千里”的独峰驼（《新唐书？吐蕃传》），就依现在黄陂离黄河的距离算，也不过千余里，木兰从黄陂“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怎么就不能做到呢？
二，《木兰诗》有“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句，木兰的家应该在城里。如果木兰故里在黄陂，她的家是在城里吗？在哪个城里？
前述张涛的奏章称木兰的父亲朱异是“唐节度使”，据此，木兰的家应是在城里。今黄陂木兰山北面不远有一座古城遗址在大城潭镇，当地传说这里是木兰故里，并立有“木兰出生地”碑。经查，大城潭镇濒临？水，地势险要，是古驿站，也是军事要地。笔者实地探访，该镇的确有古城遗址，护城河也在，与？水相通。城有大寨小寨，寨的悬崖峭壁下就是？水；大寨上多处可见古砖瓦残片，建筑遗迹；人说寨顶原有烽火台，只是笔者没有看到遗存物（据“木兰故里”研究者杜有源说，十多年前还可见到）。如今，大寨小寨均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综上所述，作出木兰故里在黄陂的结论，应该是切实的，可信的，实事求是的。
（编审 | Mr.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