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木兰川，洋洋总大观。一部窑工史，故事永流传。
窑匠，顾名思义，就是做窑烧窑的匠人。木兰川，不知道从哪朝哪代起就窑匠众多，“十汉四窑匠”的说法，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有。总之，古老的制陶业曾经在十里长川遍地开花。无数的制陶匠人靠了这门技艺养家糊口，很多人更是把一生的聪明才智都奉献出来，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陶器的历史源远流长无比久远。湖北省博物馆展示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制品实物，证明远古祖先就基本掌握了利用黏土烧制生活用品的技能。距今三千八百年的盘龙城遗址，更是出土了大量的鼎、甑、鬲、盆、尊、瓮等精美褐陶、黑陶制品。不计其数的陶器文物，就是我们民族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可以说，制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
木兰川山高林密，地底下含有大量红褐色黏土，这为制陶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陶器，从最初的黏土变成各式各样的生活器物，是一个繁琐劳累的过程，需要多人通力协作才能完成。记忆里的生产队窑场，几十号人同时出工，各司其责，热闹非凡。
窑场选址往往在富含黏土的丘陵岗地，一方面利于就地取材，一方面利用岗地山形修筑龙窑。龙窑修建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大工程，关系到能不能烧制出好陶器的关键，一般由拥有几十年经验的“掌作”负责测量施工。
一座大的龙窑往往有三四十个“火眼”，从山坡脚依山形一直迤逦到山顶，窑包多高，窑门多大，火眼间距多长，掌作心里胸有成竹。掌作也是窑场的灵魂人物，制陶技艺娴熟，通晓各个工序，尤其天长日久练就的一双火眼金睛“看火”本领，更是一个窑场能否出好陶盈亏的关键。
陶坯在窑里面烧到什么成色，掌作通过火眼能看得清清楚楚。火候不到出的成品黯淡无光还不耐用，火候过了则会变形成了残次品。这中间往往就是一把柴的时间，多烧一把柴，窑里面烧得通红的陶坯能够清楚地看见慢慢瘪了塌了。“做得好不如烧得好”，一窑陶坯是许多窑匠辛勤劳动成果，掌作责任重大，马虎不得。
每逢烧窑的日子，窑场就像过节一般热闹。一窑陶坯，从点火到闭火烧制成功需要三四十个小时。这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心急不得。窑坯进窑装好以后，需要仔细密封所有的火眼，窑门更是要用砖块泥巴密封得严严实实。
然后掌作打开窑炉火门点上火，先用劈柴小火熏烤。刚开始火绝对不能烧太急太大，否则一窑陶坯会因为急剧升温产生崩炸的风险。这个过程掌作会一刻不离小心看守。陶坯用小火、中火烧透了以后，再改用大火猛烧化釉。烧大火一般安排在清晨开始，窑场徒工事先把一担担干透的松丫挑到各个火眼，掌作用泥刀打开第一排火眼，两边的徒工快速将松丫投入窑内。
这时滚滚黑烟从最上面的烟囱直冲云霄，像极了古代烽火台的狼烟，场面蔚为壮观。窑场禁忌良多，尤其烧窑时不能胡言乱语。如看见窑里面烧得红通通的窑坯，千万不能说“红”字，否则会招来掌作一顿训斥责骂。
出窑的日子则是高兴快乐的。窑匠师傅看到自己做的窑坯变成亮晶晶光滑的陶器，心里都有一种成就感。陶器烧制到什么成色，拍一拍听听声音就知道。众多的师傅会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交流经验。会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抚摸着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陶器，同时也期待着中午的大餐“烧窑酒”。
黏土加工成陶泥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辛苦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工作。身高体壮的“外板”把挖出来的黏土拖到土场摊匀晒干，然后拢成堆浇透水，“外板”这时候就凭一双脚一圈圈地把湿透的黏土踩成泥。
有些精细的陶器还需要“罾泥”制作，要把黏土在水池化成泥浆过滤掉杂质，蒸发掉水分，这样的陶泥制作的茶壶、油壶才不会渗水，也更容易着釉上色，烧制出来的成品会油光锃亮。喝“烧窑酒”加餐的时候，“外板”常常被安排上座，以示对其辛勤劳动的肯定和尊重。
制陶的窑匠分工也很细，并不是所有的陶器每个师傅都会做，一窑到顶的师傅少之又少。有极少数大师级的匠人，能从最小的瓦罐做到装千斤的水缸。这样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个行业是神人是巨匠，绝非一朝一日之功。
窑场的匠人，按主业不同有三个称呼：制作大型水缸的师傅称“座子”；制作稍小一点的米缸油缸的师傅称“大车”；制作小型泡菜坛瓦罐的师傅称“二车”。大型水缸制作完全依仗“座子”师傅一双巧手，没有任何机械可以辅助。
师傅先把陶泥在“托子”上做出缸底模型，然后用搓成条的泥巴一圈一圈旋转着连接成缸体，等缸坯稍硬一点再接上缸沿。这时候水缸就初具雏形了，再用印有各式花样的木锤陶锤印上花，浇上釉，放在避阳的地方阴干。
一个大型水缸直径往往有一到两米，如此大型陶器仅凭手工制作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不得不赞叹先人智慧和匠师技艺。
“大车”师傅跟“二车”师傅都有半自动半机械的工具“车”。“车”是一种可以快速旋转的木盘，“车”筒子和“车”桩之间有轴承连接。木盘底下用柳条编织，再用猪鬃和陶泥的混合物连接拉伸成型。
师傅把一定量的陶泥置于木盘中央拍实，再用“搞棍”用力转动，让“车”高速旋转。这时候匠师就用那一双玩魔术般的手，使陶泥忽高忽低，忽胖忽瘦。泥巴在师傅手里听话极了，随心所欲地被师傅做成各种形状的器物。而且造型美观大小一致，不是模具却像模具倒出来一样。
曾经有人惊叹一位老师傅神技，特地用秤来称过同一批陶坯，结果重量分毫不差。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没有留下相应的影像资料。作为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木兰川人的这门技艺，以后只能存在于记忆，确实非常遗憾。
“烧得好不如卖得好”，陶器烧制出来了，需要更多的人天南地北地去推销。自古以来，无数的木兰川人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活命，挑起沉重的陶器，游村串野，沿街叫卖。这其中的悲楚心酸，千言万语也道不尽，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听祖父说过，他们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木兰川是没有大路的，陶器出川有水陆两条路。水路是把各种陶器挑到滠水河边，不是用船，而是把水缸扎成排，让缸排浮于水面顺流而下。
缸排具体怎么扎，祖父没有讲过，亦无从考究。只记得祖父说过遇到逆水是需要拉纤的，有的水缸进了水为了避免沉没还要赶快敲掉。走水路，大抵是到湖区平原天沔一带，如此距离，如此艰难困苦，想想我们祖辈为了生存，一代又一代地捱过来挺过来，不禁眼中有泪。
陆路，则有三条路。一条是出德兴店翻越山坳到塔尔再到红安的北线；另一条是翻越罗坳到长堰再到红安或者麻城的东线；还有一条是出花石过杨店再到孝感的西线。而陆路运输工具，则是称为“红车”的木制架子车。这种车沉重无比，为了避免轮毂磨损，边缘被包上一圈铁皮，推起来吱吱作响。
至今，罗坳的青石古道上，还历历可见深深的车辙。那是历史的车轮碾过的印记，亦是不屈不挠战天斗地的木兰川人留下的印记。“早也杨店，晚也杨店”的俗语更是那时辛劳生活的真实写照。一双脚，一辆架子车，一车陶器，清晨出发一路跋涉九十里，到晚上落脚杨店。
先民的人生，先民的希望就是这样凭一双铁足丈量，凭一双铁肩担当。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平原湖区的谷子，红安麻城的红薯，不知道救活过多少木兰川人的性命。
时光荏苒，慢慢到了父亲这一辈。制陶业仍然是木兰川人最重要的谋生手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胆子大有头脑的人凭借一手制陶技艺，远赴河南，江西等外省闯荡，开办窑场，很多人从此落籍他乡。
大集体时候，生产队是不允许社员随随便便外出的。记得父亲去河南确山做窑匠师傅那几年，每年要向生产队交六百元摊派，六百元，在那年代可是不折不扣的大数目了。
这时候木兰川也有了一条简易的公路，虽然说晴天一路灰雨天一路泥，但是窑货出川可以告别肩挑手推了。清楚地记得我十三岁那一年，接近年关，家里过年费还没有着落，父亲带上我，用板车拉了一车窑货，去黄陂以南的三里桥叫卖。
那时候过滠水河还只有一座漫水桥，每逢河水上涨桥会没入水里（此桥一直到前几年，才重修了高大漂亮的梳研桥）。冬天虽然桥上无水，但坡却很陡，我用尽吃奶的力气都没能把沉重的板车推上坡。幸亏几个好心的乡亲帮忙，才顺利上到坡顶。
一路紧赶慢赶，到三里桥已经天黑了，出门遇贵人，找了一户热心人家落脚。第二天，我挑了几个火坛（有的地方叫烘炉），几个瓦罐，远远地跟在父亲后面。父亲一路高喊“窑货咯！瓦罐咯！火坛咯！”三里桥很多都是修夏家寺水库移民的乡亲，听到乡音，大家都踊跃围过来买，我则害羞地偷偷躲到一边。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体验生活，所以记忆尤其深刻。晚上，父亲乐呵呵地数着一大把毛票子，油灯下父亲满足的笑容，历久难忘。虽然一车货都卖完了也仅仅挣百来块钱，但是家里却过了一个不用愁眉苦脸的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以后，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农民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以后干劲更足了。大量的农作物需要陶器来储存，这为制陶业的兴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尤其江汉平原等产粮大区，需要大量的水缸盛装稻谷。
这时候有了拖拉机、东方红、神牛等农用运输工具，陶器长途运输不再那么困难了。可是，到达目的地以后，沉重的窑货还是得人工挑出去叫卖。父亲那时候有一条祖父传下来的造型夸张的檀木扁担，比一般扁担要长很多，而且两头高高翘起。
这种扁担是专门用来挑大缸的，大缸直径大，扁担长才容易施展。两头高高翘起是为了保持弹性，这样沉重的担子在肩上才会感觉舒服一点。这样的一担水缸重量在两百斤左右，如此重负，对于肩上未曾担过四两力的现在人来说，确实不可思议。
陶器贩卖，也是一门生意经，是需要经验和学问的。前辈人常常说这个是低级的事情要高级人来做。遇到生意不好的时候，不可能把沉重的担子从早挑到晚，那样就是铁人也吃不消。
这时候你得想方设法让别人产生购买欲望，你得用三寸不烂之舌展开游说，或幽默，或玩笑，或恳求，总之用尽各种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让本来不想买的人动心。饥肠辘辘的肚子，沉重的担子逼迫着你尽快把窑货推销出去。很多原本生性木讷寡言少语的乡亲，经过这一行业的磨砺洗礼，变成了能说会道的人。
木兰川的陶器，首选的贩卖目的地是江汉平原的汉川、沔阳、天门等地，还有邻近的孝感、云梦一带。这些地方农作物产量大，陶器需求量也大，地势平坦不用挑着沉重的担子上下坡。
后来，这些平原地方也不那么好卖了，只有去更远的通山、罗田、英山等山区。这些地方山大坡陡，交通不便，生意人少，窑货往往能卖个好价钱。但是一百多斤的担子在肩，翻山越岭，山路崎岖，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木兰川人曾经集中在刘店的府河堤旁筑窑烧陶，这个时期也是木兰川制陶业最后的辉煌。此时由于塑料制品大量出现，广大农村地区先后盖起了楼房，大型水缸等陶器已经没有了市场。
智慧的木兰川人于是发明了一种三个烟囱的小型圆形陶窑，专门烧制适应市场的花缸、花钵、陶煲、泡菜坛、汤罐等小型陶器。府河堤旁的黏土质地更加细腻，烧制出来的成品呈现出漂亮的红色，再配上描花煞是好看。鼎盛时期，有几十条窑在此扎堆烧陶，从业人员有好几百人，陶器更是远销到湖南、江西、安徽等邻近省份。
然而历史潮流，毕竟浩浩汤汤。这个时候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已经没有人愿意再从事辛苦的制陶业。古老的陶器也好像跟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更多的代用品、耐用品的出现，让陶器逐渐失去了在几千年漫长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新世纪，从事制陶业的木兰川人已是凤毛麟角。最近几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木兰川人的这门古老技艺，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十汉四窑匠的传说，终成绝响……
（编审 | Mr.Lee）
